特洛伊战争真的发生吗
特洛伊遗址
荷马像
引发特洛伊战争的美女海伦
三千多年前(公元前13世纪末)，特洛伊爆发了一场神、人共同参与的战争——特洛伊战争。闻名于世的《荷马史诗》便取材于这场战争。
关于这场战争还有一段有趣的传说：相传在希腊的奥林匹斯山上有一个神的天国，住着掌管一切的天神宙斯和王后赫拉，他们有成群的儿女，如智慧女神雅典娜、太阳神阿波罗、海神波赛冬、战神阿瑞斯等，他们威力无穷，拥有种种特权。一天，大地之神感到负担太重，请求宙斯减少压在他身上的人口，宙斯便制造了互相残杀的“特洛伊战争”。
不过，人们关于这场战争的经过，主要还是从《荷马史诗》中了解到的：一次，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渡海到斯巴达(古希腊的一个城邦)做客，适逢斯巴达王麦涅拉俄斯外出奔丧。王后海伦接待了他，海伦美艳动人，深深吸引了帕里斯，帕里斯设法拐走了海伦。麦涅拉俄斯闻讯赶回，但已追赶不上。他向自己的哥哥迈锡尼王阿加门农求援，阿加门农号令希腊盟友，组成一支拥有1186只战舰和10万大军的联军，直奔特洛伊城下。阿加门农手下拥有众多良将，如勇猛的阿喀琉斯、足智多谋的俄底修斯、善于辞令的涅斯托尔、大嗓门的狄奥麦德斯。特洛伊人在王子赫克托尔率领下，联合附近部落，殊死抵抗。希腊联军连续九年攻不下特洛伊城。到第十年，联军将领间发生争吵，阿喀琉斯退出战斗，特洛伊人趁机反攻，希腊联军损失惨重。直到阿喀琉斯重返战斗杀死赫克托尔，阿卡亚人(即希腊人)方转败为胜。但特洛伊城堡依然岿然不动，难以攻克。
随后一个叫伊派俄斯的人，在女神雅典娜的授意下，献出一计：阿卡亚人烧毁了自己的营帐，佯称回国，在特洛伊城外留下一只大木马，里面躲藏了许多勇士，包括俄底修斯。特洛伊人信以为真，将木马当做战利品拖回城内。这时只有海神庙的祭司拉奥孔怀疑这匹木马，警告特洛伊人：“你们怎能相信敌人留下的东西没有诡计呢?”雅典娜立刻派两条毒蛇把拉奥孔和他的两个儿子缠住，还咬死了他们，特洛伊人惊慌失色，以为拉奥孔冒犯了神灵，便不再怀疑木马有诈。
当晚，特洛伊人载歌载舞，大摆酒宴，欢庆胜利。深夜，人们尽兴而散，疲劳的特洛伊人进入梦乡，城市死一般寂静。这时阿卡亚的勇士从木马里爬出，偷偷打开城门，等候在城外的联军一拥而入，围攻十年不下的特洛伊城就此陷落，特洛伊城被洗劫一空，青年男子被杀，妇女儿童沦为俘虏，昔日繁华的城堡顿时成为一片废墟。由此，西方人将“特洛伊木马”喻为用诡计欺骗别人，流传沿用至今。
一段时间里，人们对是否有特洛伊城和特洛伊战争众说纷纭，难辨真假。
在所谓的古典时代(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人们对《荷马史诗》深信不疑，认为那是希腊人早期的一段历史。后来的罗马人对《荷马史诗》真实性的信念也依然没有动摇，他们称特洛伊为伊尔昂，并在小亚细亚北部兴建了一座名叫新伊尔昂(新特洛伊)的城市。但是，自从18世纪开始，学者们对此提出了质疑。许多人怀疑特洛伊曾经发生过战争，甚至更有一些人怀疑古希腊盲诗人荷马的存在。至少怀疑荷马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人而非一系列诗人的存在。特洛伊和特洛伊战争被看成是模糊不清的神话或传奇。
19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人们对包括特洛伊战争在内的古特洛伊文明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
在过去的几年中，来自近20个国家的350)多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参与了一项对特洛伊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这一遗址位于今天土耳其的西北部，其文明活动从公元前3000年早期青铜时代开始，直到拜占庭定居者于公元1350年放弃了它。
根据专家们对考古遗迹的研究，得出结论：大致可断定特洛伊城大约是在公元前1180年被摧毁的，可能是因为这座城市输掉了一场战争。考古人员在遗址处发现了大量相关证据，如火灾残迹、骨骼以及大量散置的投石器弹丸。
考古专家们说：“当年荷马必是想当然地认为他的听众们知道特洛伊战争，所以这位行吟诗人才会浓墨重彩地刻画阿基利斯的愤怒及其后果。荷马把这座城市和这场战争搭建成一个诗意的舞台，上演了一场伟大的人神冲突。”然而，在考古学家看来，《荷马史诗》还可以在一种完全不同的、世俗的意义上得到证实：荷马和那些向荷马提供“诗料”的人，应该在公元前8世纪末“见证”过特洛伊城及那片区域，这个时期正是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的《荷马史诗》的形成年代。
关于特洛伊城的考古工作和特洛伊战争的研究工作仍然在继续。几十年前，那些坚持特洛伊战争真实性的学者们曾是少数派，他们的学说曾被主流学术界嗤之以鼻。然而，随着近十几年来相关考古活动的突飞猛进，当年的少数派如今成了多数派。而今天的少数派，那些坚决否认特洛伊战争真实性的学者只能用一句“特洛伊没有任何战略意义”的说法支撑他们的观点。现在大多数学者已达成共识：特洛伊绝不仅仅是一个古希腊神话中的著名城市，它也是一座确实存在过的“失落之城”。作为远古时期的强国，特洛伊坐落于小亚细亚西北部地区，俯视欧亚之间的贸易通道，由此而富裕强盛，但也因此被卷入战争的漩涡。青铜时代后期的特洛伊曾经发生数次冲突，这种类型的冲突可能为数世纪的人所记忆，并代代相传，从而为荷马的传奇故事提供了素材。
然而。我们还不能确定荷马吟诵的“特洛伊战争”是不是对这几次冲突的“记忆蒸馏”，究竟是特洛伊战争成就了《荷马史诗》，还是《荷马史诗》成就了特洛伊战争，是不是的确发生了一场值得后人永远追忆的大战争，这一切都湮没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了。
2.马拉松是起源于战争吗
马拉松塑像
“飞毛腿”斐迪辟
马拉松会战遗址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竞赛项目中有一项是马拉松赛跑，比赛距离是42公里195米。为什么叫马拉松?为什么不多不少要跑这么远?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和希腊历史上一场著名的战争联系在一起的。
公元前500年，在波斯帝国占领下的米利都爆发了由希腊人支持的爱奥尼亚人的起义。那时候，统治波斯的是国王大流±一世。他早就对繁荣富庶的希腊城邦垂涎三尺，于是就借口希腊人参加了起义，要向希腊发动战争。大流士一世派遣许多使者到希腊各城邦去，威胁他们向波斯敬献泥土和水，意思是要这些城邦表示臣服，否则就要毁灭整个希腊。许多小的城邦不敢违抗，但是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把使者扔进井里，对他们说：“井里有泥又有水，请自便吧!”这两个城邦决心和大流士决一死战。
这样，大流士在公元前490年向雅典发动了进攻。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
波斯是个强大的帝国。雅典和斯巴达不过是小小的城邦，而且斯巴达同雅典也因为以往的宿怨而不够团结?当雅典向斯巴达请求援兵的时候，斯巴达人却说：“要等满月。”不过雅典人的有利条件在于其著名的兵役制度。根据公元前600年左右著名政治家梭伦制定的法律。军人分成四等：第一等是最有钱的人，担任军队中的领导职位；第二等从乡村贵族中选拔，组成骑兵；第三等是富有的农民和手工业作坊主。第四等是手工业者和小的土地所有者。
他们自费购买兵器和甲胄，充当重甲兵，使用的武器是一根2米长的沉重标枪、一把希腊短刀和一面金属盾牌，全副甲胄和武器重30多公斤；第四等包括贫穷的手工业者、小土地所有者，他们有的成为陆军中的轻甲兵，武器是普通的标枪和弓箭，有的充当战船上的划桨手。雅典的军队就是由这四部分人组成，他们都决心为保卫自己的家乡而战。波斯兵主要是由奴隶和用钱雇来的外国人(大部分是被征服的希腊人)仓促组成的，纪律松弛，士气低落。从质量上讲，雅典军队无论是士气、武器装备和作战能力，都比波斯军队要强得多。
雅典军队的战术也比波斯先进。雅典采取以重甲兵为主力的方阵队形。战斗时，手执长矛、盾牌的步兵组成密集行列向前冲锋，两翼由轻甲兵和骑兵掩护。这种队形的攻击力很强。波斯人的编队是干人、百人、十人一股，不是一个整体。步兵、骑兵没有统一指挥，各自为战。波斯的精锐部队仅仅是国王的御林军，包括号称“百战百胜”的步兵1万人，长枪步兵1000人，长枪骑兵1000人。
波斯人把战场选择在离雅典不远的马拉松海岸边，这儿是三面有山、一面临海的平原。波斯人想和雅典人在平原上进行骑兵决战。他们从海路运去马匹和骑手，登陆的步兵、骑兵各有1.5万人。其实，这个战场并不利于波斯军队的进攻，反倒有利于雅典人的防守。雅典人控制了各个山义，就封锁了波斯军队到雅典去的道路。
波斯人完全低估了希腊方阵的攻击威力，他们布置了传统的阵势，步兵在中央，骑兵在两翼。指挥雅典军队的是米太亚得。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波斯军队中服役，熟悉他们的战术。米太亚得在两翼布置重兵，中间用方阵重甲兵挡住波斯骑兵的进攻，然后从丽翼包抄过去，迫使波斯全军后退了1.5公里。雅典军队乘势袭击了波斯的军营和在岸边抛锚的战船。波斯军队猝不及防，兵力损失了三分之一。剩下的仓皇登船逃走，许多来不及逃跑的当了俘虏。这次战斗中，重甲方阵战术代替了过去单枪匹马的作战方式，是古代作战战术的一次重大变化。
战斗结束以后，斯巴达的2000士兵才赶到，他们已经没有仗可打了，只能向雅典人表示祝贺。雅典统帅米太亚得急着要让雅典城内的人得到胜利的喜讯，就派了士兵中著名的“飞毛腿”斐迪辟去报信。这位“飞毛腿”在战争开始以前，曾经奉命去斯巴达求援。据说150多公里的路程，他只用了两天两夜就赶到了。这次他为了更快地让他的同胞们听到胜利的消息，一个劲儿地加快奔跑速度。斐迪辟从斯巴达送信回来没能得到充分休息，紧接着又进行了这次长跑，使身体受到了损伤。当他跑到雅典城的时候，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只喊了声“高兴吧，我们胜利了!”就倒地而死了。
雅典人民的儿子斐迪辟永远地合上了双眼。为了纪念这次著名战役和斐迪辟，1896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规定了一个新的竞赛项目：运动员从马拉松平原出发，沿当年斐迪辟跑过的路线行进，到达终点雅典城。经过精确的测量，两地之间的距离为42195米。这也就是现代马拉松长跑的由来。
马拉松战役早已落幕，但关于马拉松战役具体发生于什么时间这个问题上，科学界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
几千年来，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大多数科学家根据19世纪德国学者奥古斯特·巴克的推算法，确定马拉松战役就发生在公元前490年9月12日。同现代天文学家一样，巴克是根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著作推算出马拉松之战的日期的，因为希罗多德描写了马拉松战役发生时的月相状况。
但最近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天文学家于公布了一项研究报告称，信使斐迪辞从马拉松平原奔往雅典这件事情可能发生在希腊赤日炎炎的8月，而不是相对较为凉爽的9月。
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天文学家拉塞尔·杜彻等认为，巴克忽略了一个地方：他没有把雅典历法与斯巴达历法的不同之处考虑在内。也就是说，在当时，这两个历法正好相差一个月。他们由此推算出马拉松之战，以及第一次马拉松长跑这些事件发生的日期应当是8月12日。
那份标题为《月亮和马拉松》、刊登在《天空和望远镜》杂志的报告指出，尽管两个历法都是基于太阳周期，但是，二者起始的时间不同，雅典人是把夏至日作为一年的开始，而斯巴达人则把秋分日作为一年的开始。“具体说到那一年，从公元前491年到公元前490年一共有10个新月(或者10个月)。”他说，“通常来讲，从公元前491秋分到公元前490年夏至共有9个新月……雅典历法与斯巴达历法之间整整相差了一个月。”
据撰写《月亮和马拉松》报告的三位天文学家之一的杜彻称，这个研究结果也可以解释第一位马拉松长跑者斐迪辟为什么只说出那句“高兴吧!我们胜利了!”马上就倒地死去的原因。
上述观点哪个正确?历史的真相还有待于科学家们的进一步研究和推敲。
3.斯巴达克为何率兵南下
斯巴达克
克拉苏(MarcusLiciniusCrassusDives，公元前115年～前53年)，古罗马军事家、政治家
公元前73年夏，在罗马中部卡普亚城的一所角斗士培训学校里，发生了一次暴动。被迫充当角斗士的奴隶们手拿菜刀、肉叉和各种带有尖刺的木棒，杀死卫兵，冲出了戒备森严的角斗士学校。组织这次暴动的领袖就是古罗马历史上极其著名的英雄斯巴达克。
斯巴达克(?～公元前71年)出生于意大利的本色雷斯，从小身为奴隶，在一次与罗马军队的作战中，他不幸被俘，被卖到了加普亚角斗士学校，在那里学习角斗竞技。
在古代罗马，上流社会盛行观看残酷的角斗士竞技赛。角斗士们在竞技中像牛一样地展开角斗，一方不慎就将惨死在角斗场上，而奴隶主和贵族则从这种惊心动魄的血腥厮杀中寻欢取乐。
角斗士们一般都是奴隶，多为色雷斯人、高卢人和日耳曼人，也有非洲人和其他地方来的战俘。在角斗士学校里，斯巴达克和他的伙伴们过着或与野兽相拼，或者自相残杀的生活。终于，斯巴达克和其他角斗奴隶们不愿屈服于任人宰割的命运，决定以暴动方式赢得自由。
公元前73年，斯巴达克率领70余名奴隶逃出了角斗士学校，他们来到维苏威火山，扯起了起义的大旗。当年，罗马发生了严重的灾荒，破产的农民不计其数，怨声载道。所以消息传开后，附近地区的奴隶和农民都纷纷来投奔他。起义队伍一下子就发展到了1万多人，斯巴达克被推举为领袖。
由于斯巴达克的军队渐渐形成了燎原之势，罗马统治者们慌了手脚，急忙派克劳狄率3000人的强大军团包围起义军所在的维苏威火山，并封锁了下山的唯一一条路，企图逼死起义军。但具有非凡指挥才能的斯巴达克打败了罗马军队，并很快占领了亚平亨半岛南部的广大地区，随后又打败了另外两个前来镇压的军团。而这时，他的起义队伍也迅速扩展到了12万人。
斯巴达克曾拟订了一个北上计划：“全军向阿尔卑斯山前进，越过高山，北上出境，返回故土。”不过副将克里克苏对斯巴达克提出的这个计划坚决反对。
随后，副将克里克苏率领两万人愤然出走，结果被罗马军队消灭。斯巴达克则率军继续北上，而且挫败了元老院所派遣的妄图前后夹击的楞图鲁斯和盖利乌斯的队伍。起义军一路高奏凯歌地攻打到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穆提那城，准备翻过阿尔卑斯山，进入罗马势力尚未到达的高卢地区。被起义的巨大规模所震惊的罗马元老院如坐针毡，马上任命克拉苏为独裁官，让他倾尽全力镇压斯巴达克起义军。这时本应继续北上的斯巴达克却突然改变了主意，放弃北上计划，率领全军调头南下。进抵意大利半岛南端，计划借助海盗船只渡海到西西里，但海盗不守信用，没有提供船只，斯巴达克自造木筏渡过海峡的计划也未能实现。
公元前71年，奉命的克拉苏带领八个军团前往镇压奴隶起义。他采用古老的“十抽一杀律”——凡战败或临阵脱逃者，十人当中抽签选出一人处死。如此严明的军纪使罗马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克拉苏为了就地解决没有成功渡海的斯巴达克军队，命令罗马官兵在起义军兵营后方构筑了一道工事，挖了一条两端通海的长约55公里、宽和深均为4.5米的大壕沟。这样是为了彻底切断起义军撤回意大利的后路。但是，起义军用土和树木填平了壕沟，奇迹般地突破了敌人的封锁，但与此同时，斯巴达克的军队也损失了将近三分之二，最终还是陷入了困境。
罗马元老院又在此时命令从西班牙回来的庞培远征军，会同克拉苏从东、北、南三面包围起义军。公元前71年初秋的一天，斯巴达克与敌军展开了最后的一场生死决战。六万多的起义奴隶在战场上流下了最后一滴血，斯巴达克最后全身被刺十几处，壮烈牺牲了。6000多名被俘虏的奴隶全部被嗜血成性的克拉苏钉死在从卡普亚到罗马大道两边的十字架上。但斯巴达克剩下的部下仍然继续斗争了十几年。为了彻底镇压这次起义，罗马奴隶主不得不为此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罗马的奴隶主统治。列宁都曾经评价这次起义：“斯巴达克是大约2000年前最大一次奴隶起义中的一位最杰出的英雄。”
虽然这次起义已经过去2000多年了，但人们对于其中的有些问题仍然百思不得其解，尤其是斯巴达克曾一度制订北上出境计划，但在阿尔卑斯山脚下却突然放弃原来的计划，命令全军掉头南下。他放弃北上计划的原因究竟是为什么呢?换个角
度想，如果斯巴达克率军最终离开“北上”还是“南下”的问题上一直存在严重的分歧。而这与起义军来源有很大的关系：斯巴达克和他的部下都是来自色雷斯的角斗士，属于罗马城外的自由人，他们一直希望自己有一天能返回自己的故土色雷斯。而另外一些起义军过去是罗马破产农民，不愿意离开罗马。还有学者认为，斯巴达克计划的改变是因为客观形势的变化。起义之初，在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下，斯巴达克认为自己的军队很难与兵强马壮的罗马军相抗衡，不宜久留罗马，所以他拟订北上计划。意图在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北部地区先发展自己，争取早日能够翻越阿尔卑斯山返回故土。但北上途中的节节胜利，尤其是起义军将罗马执政官克劳狄乌斯、名将楞图鲁斯和盖利乌斯的围追堵截接连挫败之后，使起义军的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认为自己的军队已经有实力与罗马军队放手一搏，可以直接进攻罗马城。而此时，斯巴达克对这种局面已经有些失控了，他只能顺从民意了。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斯巴达克改变北上的计划是基于阿尔卑斯山脉的恶劣自然条件。有学者提出，阿尔卑斯山是欧洲最高的山峰，平均海拔3000米左右，许多山峰终年积雪，山上的气候变幻莫测。12万起义军将士到达阿尔卑斯山脚下时，身上都只有单衣蔽身，根本无法抵御山上的严寒，再加上起义军到后期有些给养不足，这使翻越阿尔卑斯山的难度相当大。无奈之下，斯巴达克只好取消了北上计划，从而以保全大部分军队。
还有一种看法，斯巴达克改变北上计划是因为缺乏意大利北部农民的支持。
虽然意大利北部的农民在感情上对起义军抱有很大的同情心，但由于他们一直生活较为安定，奴隶制发展比较缓慢，小农经济始终占主要位置，这使他们不愿冒险去支持起义军。没有北方农民物质上的供给，起义军也是很难再向前进军的。
有些人还认为，斯巴达克的这一决定并不单是某一个原因所造成的。在当时社会斗争变幻无常的情况下，也许有很多我们所无法预料到的问题与矛盾，斯巴达克或许是综合了各方面的考虑，才做出的这个决定。
看来，是何种原因促使斯巴达克做出这一决定，只有靠我们的历史研究学者对史料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与发现了。
4.伯罗奔尼撒战争之谜
伯罗奔尼撒战争形势图
斯巴達重步兵的雕像
伯罗奔尼撒战争遗址
公元前431年—公元前404年前，古希腊两个城邦同盟——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与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为争夺希腊霸权而爆发了一场大规模战争，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
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底比斯，首先袭击了雅典盟邦普拉提亚，随后斯巴达军队侵入阿提卡半岛，伯罗奔尼撒战争全面爆发。
斯巴达在陆军上占有优势，而雅典则称雄于海上，因此斯巴达力图从陆路攻占阿提卡，进而包围雅典。雅典执政官伯利克里则希望用海军袭击伯罗奔尼撒沿海地区，逼斯巴达求和。双方一直僵持不下。
公元前430年，雅典城中突然爆发了鼠疫，许多人发烧、呕吐、腹泻、抽筋、身上长满脓疮、皮肤严重溃烂。患病的人接二连三地死去，伯里克利和他的两个儿子也先后死于这场瘟疫。没过几日，雅典城中便随处可见来不及掩埋的尸首。战争的破坏和苦难，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公元前427年前后，发生了米蒂利尼等盟邦的反雅典起义。城邦内部也发生了党争，雅典以克里昂为首的主战派和以尼西亚斯为首的主和派发生了激烈争斗。
公元前425年，雅典海军占领了美塞尼亚西岸的皮洛斯及其附近的斯法克蒂里亚小岛。公元前422年，双方在安菲波利斯激战，双方主将克里昂与伯拉西达均战死，最后以雅典战败告终。
经过10年的战争，双方都已疲惫不堪，无力再战。于是，在公元前421年签订了“尼西亚和约”，宣布双方停战，一切都恢复到战前状态。
然而，战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公元前415年5月，雅典的一位将军亚西比得提出新的作战计划。他极力鼓吹远征西西里岛，攻占支持斯巴达的斜拉古城。大部分雅典人接受了这个主张，建立了拥有100艘三层舰船的庞大舰队，亚西比得被任命为指挥远征的将军。
在出征的前一天，雅典城内的海尔梅斯神像突然无缘无故地碎裂了。这似乎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一些反对远征的人以此为由延缓出征，但希望以远征改变战争僵局的雅典人民不同意。可是，在亚西比得离开雅典后不久，反对远征的贵族操纵公民大会通过决议，要召回他进行审判。
亚西比得听到这个消息后，大为愤怒，于是他选择背叛雅典，逃往斯巴达，并向斯巴达献计献策。斯巴达人采取了他的计策，封锁了雅典城，而远征西西里岛的雅典军队也战败了。正是西西里远征的惨败，决定了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败局。
西西里之战后，雅典渐失海上优势，其盟邦相继叛离。国内还发生了推翻民主政体的政变，建立起了贵族寡头统治。不过很快雅典就恢复了民主政体，力量有所回升。公元前411年——公元前412年，雅典海军接连在阿拜多斯和基齐库斯打败斯巴达海军，并在公元前408年收复了拜占庭，重开黑海航道。斯巴达则得到波斯援助，增建舰队。公元前405年，斯巴达海军在赫勒斯滂海峡终于全歼所率雅典海军，斯巴达大将来山德挥兵从海陆两面包围雅典城。在饥饿和绝望中的雅典，被迫于次年宣告投降，被迫接受屈辱的和约：解散提洛同盟，参加伯罗奔尼撒同盟，拆毁长墙工事，只保留12艘警戒船。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了，斯巴达取得了希腊霸权。
虽然伯罗奔尼撒战争已过去近2400多年，但专家学者们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和评价分歧仍然很大。尤其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问题，有多种分析。有的人认为是社会的原因，有的人认为是经济的原因，也有的人认为是政治原因。还有人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样起因于女人：有几个年轻人喝醉酒，抢了个麦加拉人西买塔的女人。麦加拉人得知消息后，气愤不已，就去抢了阿斯帕西亚的两个女人作为报复，于是，为了这三个女人，全希腊打了起来。这个说法似乎最不可信。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认为：斯巴达在崛起过程中，与伯罗奔尼撒半岛大部分城邦结成伯罗奔尼撒同盟。而雅典势力的扩张，引起了斯巴达人的恐惧，斯巴达的同盟者科林斯与雅典的矛盾，在导致战争爆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术界也曾普遍认为，战争主要源于科林斯与雅典的商业竞争，源于科林斯惧怕雅典向西方进行商业扩张。也有学者指出：考察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不能忽视对斯巴达和雅典政治体制的剖析。因为“民主”的雅典与“专制”的斯巴达，在政治理念和体制上都是不能相容、不可调和的。
有人从战争的直接起因分析，认为，雅典人比斯巴达人更不想要战争，这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即和平地通过同盟的方式来更好地追求自己国家的利益。但从长远和深层的观点来观察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就会发现雅典人可能要负有更多的责任。战前数十年，雅典人一直在取一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而斯巴达人是处于守势。伯罗奔尼撤战争前，希腊各城邦间的战争确实是规模相当小。
而波斯的威胁还保持了希腊人的某种团结，雅典人的帝国主义和扩张倾向渐渐把希腊城邦引向了一场大战。
纵使伯罗奔尼撒战争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但是，许多人还是不禁要问：雅典人与伯罗奔尼撒人的战争是必然要发生的吗？它是不是国家体制的冲突？或者只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责任更多地在哪一方?是在雅典还是在斯巴达一方?究竟哪一方更具有扩张性?是混合寡头政制的斯巴达还是民主制的雅典?
总而言之，雅典在这场战争中战败了。虽然后来还有一些英勇的试图复兴的努力，但雅典还是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它的精神逐渐凝结为历史。而这也可以说是整个希腊世界的衰落，是希腊人所无比珍视的城邦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衰落。
5.罗马军东征军团问什么神秘失踪
前三头同盟之庞培
前三头同盟之凯撒
公元前60年，罗马历史上三个最著名的人物恺撒、庞培以及克拉苏秘密结成政治同盟，瓜分了罗马的权力。这就是古罗马历史上的“前三头同盟”。
公元前71年，克拉苏率军歼灭了斯巴达克的起义军，这也成为他从政最大的资本。虽然战争胜利的功劳最后被庞培夺走，但颇有心计的克拉苏还是顾全大局地与庞培继续合作，迫使元老院在公元前70年选举他和庞培为罗马的执政官。公元前55年，克拉苏再次当选执政官，并于公元前54年出任叙利亚行省总督。在这过程当中，他的军事野心日益膨胀，他决定对亚洲国家进行征伐。这时已经60多岁的克拉苏以时不我待的速度，迅速于第二年凑足七个重步兵军团、四千轻步兵、四千骑兵，很快地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东征安息，这一年是公元前53年。在卡尔莱(今叙利亚的帕提亚)疲惫不堪的罗马军团遭到了安息军队的围歼，罗马人被凶猛的安息骑兵分割成几个部分，逐一围歼。克拉苏因士兵哗变，不得不只身与安息人谈判，不幸被俘斩首，最惨的是最后落下个尸首异处的下场。一度所向无敌的罗马军团几乎全军覆没，两万人被杀，一万人被俘，只有克拉苏的长子普布利乌斯所率的第一军团约6000余人拼死突围，还有些残兵，狼狈逃回叙利亚。
33年后，罗马帝国与安息在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之后，终于化干戈为玉帛，签订了合约，双方开始彼此交换俘虏。但是，当罗马帝国要求遣返在卡尔莱战争中被俘的官兵时，安息国当局否认其事。罗马人惊奇地发现，当年突围的古罗马第一军团6000余人神秘般地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们跑到哪里去了。东征军团的消失成了罗马史上的一桩悬案，而这桩悬案千百年来也一直困扰着中西方史学界。
在事隔2000年之后，关意权教授在阅读《汉书·陈汤传》时，发现上面记载着：公元前36年，即汉元帝建昭三年，西汉王朝的西域都护甘延寿和都护副校尉陈汤，率四万将士出兵至康居，讨伐郅支单干。经过郅支城之战，汉军则大获全胜，终于将郅支单于一军全部剿灭。在对战的过程中，西汉将士注意到单于手下有一支很奇特的军队，他们擅长摆“夹门鱼鳞阵”，土城外修“重木城”，非常“讲习用兵”。陈汤最终收服了这支军队，并将所获的俘虏全部收编。通过继续对史籍的研究，关教授注意到《后汉书》还有这样的记载：“汉初设骊轩县，取国名为县。”既然是“取国名为县”，那么这个县肯定是新出现的。据推测，当时的西汉政府为了让这支军队协助汉军戍守边疆，方便他们的驻守和生活，特意划出一块地方，设县筑城，这就是“骊轩”的由来。
经过研究后，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这种用圆形盾牌组成鱼鳞阵的进攻阵式和在土城外修重木城的防御手段，正是当年罗马军队所独有的作战手段，所以这支军队很可能就是卡尔莱战役中突围而出的普布利乌斯领导的罗马第一军团的残部。澳大利亚专家戴维·哈里斯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他对这支军队也持有同样的看法，认为他们就是克拉苏军队的残部。当年他们在卡尔莱一战突围之后，辗转于伊朗高原一带，历经艰险进入中亚，最终被郅支单于收编为雇佣军，也被派遣参加了对西汉的进犯战争。
这样看来，骊轩古城的具体位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能找到这个史料中记载的古城遗址，对解开克拉苏残部失踪之谜将会有决定性的作用，甚至能成为“古罗马失踪军团最终定居中国”这一论点最有力的证据。
虽然戴维·哈里斯的观点只是一个推断，在中国的古籍上也只能找到零星的相关记载，但这足以引起国际考古界的极大重视。1989年下半年，中国、澳大利亚以及苏联的一些史学家也对此进行深入研究，虽然严重缺乏史料，但科学家们还是竭尽所能地对有限的史料做了大量的研究与分析。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在翻阅资料的时候找到了一张公元前9年绘制的地图，根据地图指示，确认“骊轩”就是位于现在甘肃省永昌西南十公里的焦家庄乡者来寨。
之后，由于勘察过程十分艰难，考古工作者对骊轩古城的测探过程一度中断。但在1993年上半年，在与焦家庄乡相邻的杏花村，村民发现了据说是古罗马人筑城所用的长约一丈左右的粗圆木，周体嵌有几根一尺多长的木杆。邻近的河滩村则出土了写有“招安”二字的椭圆形器物，专家认为，这可能是罗马降人军帽上的顶盖。这些出土文物的发现使各国的文物工作者都相当振奋，同年5月，在骊轩古城遗址上，科学家们又挖掘出一批元代的铁锅、瓷壶等等。根据发现的这种情况，科学家们不得不遗憾地表示，骊轩古城有可能已经深埋地下，成为地下之城了。但根据一件件出土文物，大部分考古学家都认定，甘肃永昌县的者来寨正是骊轩古城遗址，也正是罗马战俘的聚居地。
在骊轩古城遗址还发掘出了一处前后两室的汉代墓葬，前室有四件完整的灰陶、陶灶和陶仓，后室遗体的头骨旁有一撮毛发，呈棕红色，遗体下面有一枚红色纽扣。经考古论证，墓主为汉代的欧洲人。而且在科学家们调查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在方圆五公里的村落中有很多人都有欧洲人的相貌特征：眼窝深陷，鼻梁高挺，头发呈棕色，汗毛较长。有关专家认为这些人很可能就是古罗马人的后裔。
但是也有一些对这些推断持否定态度的人。他们认为，“重木城”和“鱼鳞阵”并非是完全属于罗马人的军事艺术。在中国，编木或夯土为城早就有过。据《左传》记载，中国古代也曾使用“鱼鳞阵”，只不过在当时叫“鱼丽阵”。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共乐也表示，永昌县位于举世闻名的古丝绸之路上，中外民族之间通婚是很自然的事情。还有人认为，即使当初罗马人的确曾到过此地，但已经过两千多年的融合，面貌恐怕早已与先人大大的不同，不可能保持先人的体形特征。
看来，要解开这个谜团，还有待时日。
6.“空城计”的千古之谜
诸葛孔明神机妙算，足智多谋。每当人们谈论起“空城计”的故事，诸葛亮那独立城楼，焚香抚琴，安然沉着之态；司马懿率大队人马兵临城下，初时狐疑不决，继而仓惶退走，后来又悔之上当的情景，可谓是人人熟知。书中如此写道：
“孔明分拨已定，先引五千兵退去西城县搬运粮草。忽然十余次飞马报到，说：“司马懿引大军十五万，望西城蜂拥而来！”时孔明身边别无大将，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兵，已分一半先运粮草去了，只剩二千五百军在城中。众官听得这个消息，尽皆失色。孔明登城望之，果然尘土冲天，魏兵分两路望西城县杀来。孔明传令，教“将旌旗尽皆隐匿；诸军各守城铺，如有妄行出入，及高言大语者，斩之！大开四门，每一门用二十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如魏兵到时，不可擅动，吾自有计。”孔明乃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
却说司马懿前军哨到城下，见了如此模样，皆不敢进，急报与司马懿。懿笑而不信，遂止住三军，自飞马远远望之。果见孔明坐于城楼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左有一童子，手捧宝剑；右有一童子，手执麈尾。城门内外，有二十余百姓，低头洒扫，傍若无人，懿看毕大疑，便到中军，教后军作前军，前军作后军，望北山路而退。次子司马昭曰：“莫非诸葛亮无军，故作此态？父亲何故便退兵？”懿曰：“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汝辈岂知？宜速退。”于是两路兵尽皆退去。孔明见魏军远去，抚掌而笑……”
千百年来，围绕“空城计”产生了数不清的历史疑问，争论不休的是诸葛亮是否真的空城退敌?空城计的赢家到底是诸葛亮还是司马懿?司马懿为何不派人进城试探虚实后再退兵?诸葛亮一生谨慎而摆下的“空城计”成为千古谜团!
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记载：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唯留万人守城。晋宣帝(司马懿)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探告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偃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营帐)，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掌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
裴松之引用晋代郭冲和士大夫共论诸葛亮权智谋略超越古人的事迹，又注解：“无复有于阳平交兵事。”
“空城计”是否合于史实，赵翼《廿二史札记?陈寿沧诸葛亮》记载：陈寿以亡国之臣修史，故亮遗懿巾帼及死诸葛走生仲达等事传中皆不敢书。唐太宗“制曰”：“拥众西举，与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无斗志，遗其巾帼，方发愤心。……生怯实而未前，死疑虚而犹遁，良将之道，失在斯乎!”
晋代士大夫曾真实记录了诸葛亮斗智司马懿，空城计是确有其事的。
缘何司马懿不派兵试探虚实?事实上司马懿并没有兵临城下，城中虚实是通过哨探侦察了解的。司马懿与诸葛亮相遇，在战略上采取守势，心理上始终处于劣势。历史上的司马懿甚畏孔明，是其不敢贸然轻进的重要原因。如果轻率扑城而城中有备，必然挫锋折锐，影响士气，致使溃不成军。司马懿深知兵法，懂得“兵者诡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对手要决胜负必须付出沉重代价，这就是战争决策的神秘和残酷。诸葛亮审时度势，摆下的空城计令对方不测虚实，在这场复杂的心理战中，将诸葛亮的大智大勇与司马懿的临阵怯敌，畏之如虎展示的淋漓尽致。
至于司马懿故意识破空城计，却不乘机取胜，如同诸葛亮故意让关羽放走曹操，出于老谋深算，是政治上的深谋远虑，怕魏主敌国破、谋臣王消除自己兵权更是无稽之谈。
空城计留下诸葛亮军事斗争的奇才智慧，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光辉的一页。
7.楚汉之争中的虞姬墓在哪
虞姬像
项羽像
韩信（约前231－前196）
提起楚汉之争，就不能不让人想起项羽身边的那位美人——虞姬。然而她的故事还得从楚汉之争说起。公元前203年9月，在成皋争夺战中，项羽与刘邦议和，以鸿沟为界，东属楚，西属汉。不久项羽率军东归，刘邦也想退兵，从此以后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各自管辖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时，张良、陈平建议刘邦说，我们已夺了大半河山，四方诸侯都已归附，项羽兵疲粮尽，众叛亲离，正是消灭他的大好时机，若放他回去，必然养虎为患，再者现在放弃同意也太可惜了。听他们这么一说，刘邦立刻改变了主意，决心东进。他率军追项羽至固陵，本来与韩信、彭越约好合力攻楚，结果两位将军却没有到来。项羽举兵反攻，刘邦大败，遂坚壁固守。后采用张良计谋，笼络手下几员大将，遣使封韩信为齐王，彭越为梁王，英布为淮南王，又策反了楚大司马周殷叛楚。至此，刘邦部署完了对项羽军队的包围，汉军及韩信、彭越、英布的军队一齐指向项羽。决定刘项胜败的最后一战到来了。
公元前202年，项羽以为现在已经划定“楚河汉界”，天下不会再有战争，便带领兵马从容前往自己的驻地，但他却不知道韩信已经在途中布下了十面埋伏，把项羽围困在垓下(今安徽灵璧县东南)。项羽的人马本来就少，粮食也快用完了。他想带领一支人马杀出去，但是汉军和诸侯的人马把楚军包围得重重叠叠。项羽打退一批，又来一批，杀出一层，还有一层。这儿还没杀出去，汉军就又围了上来。项羽没法突围，只好回到垓下大营，吩咐将士小心防守，准备找个个机会再次突围。
这天夜里，项羽进入营帐，愁眉不展。这时身边的美人虞姬，来到他身边。此时虞姬正望眼欲穿地等候项羽归来，尽管项羽几乎每战必胜，但她的心还是噗噗乱跳。及至项羽回营，虞姬见他形容委顿，神色仓皇，与往常的神采奕奕大不相同，也觉十分惊异。待至项羽坐定，喘息稍平，虞姬问及战争情况。项羽黯然道：“败了!”虞姬忙温存劝慰道：“胜负乃兵家常事，不必忧劳，妾已略备酒菜，不妨小酌一杯。”言毕她嘱咐厨房，整备酒肴，请项羽上坐小饮。此时的项羽哪里还有心思饮酒，但不忍拂虞姬的情意，就在席间坐下，虞姬旁坐相陪。虞姬笑语盈盈，为项羽宽心解烦。饮了三五杯，帐外军兵趋入，报称汉兵围营。项羽道：“传谕将士，坚守城门，待明日再战!”
天色很快黑了下来，暮色笼罩了帐篷，昏黄的灯光摇曳在案几上，项羽与虞姬并饮数觥，灯红酒绿，眉黛鬟青，项羽平时对此情景，不知何等惬意，偏这夜心中有无限悲愁，越饮越愁，越愁越倦，顿时睡眼模糊。虞姬请项羽安卧榻中，休养精神。她坐守榻旁，心中忐忑，甚觉不宁。耳近又听得凄风飒飒，忽而似车驰马骤，忽而似鬼哭狼嚎，当这一切沉寂下来时，隐约传来一片歌声，传进帐内，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时高时低，时长时短。虞姬是个敏感的人，此时禁不住悲从心来，眼泪止不住的掉了下来。
此时项羽早已进入了梦乡，对外边的声响不闻不知。虞姬却是柔肠百结，痛楚欲绝。外边歌声越来越响，仿佛从天际铺天盖地而来。虞姬听得多时，暗暗生出许多恐惧。她不知道各声来自哪里。原来是汉营中的韩信，编出一曲楚歌，教军士至楚营外四面唱和，以乱其军心。字字句句中透漏出无限的凄凉，使那些楚兵，怀念起遥远的家乡，一时间斗志全无，便在夜色掩护下陆续逃散。钟离昧、季布等跟随项羽多年的大将，也没了踪影。项羽季父项伯，悄悄地往投张良寻求庇护。单剩项羽亲兵八百骑，守住营门，未曾离叛。待项羽酒意已消，猛然醒寤，听到四面的楚歌时，不禁惊疑，出帐细听，那歌声是从汉营传出，越加诧异：“难道汉已尽得楚地么?为何汉营中有楚兵如此之多呢?”再一看，将士皆已逃散，只有八百人尚存。项羽脸色煞白，大喊道：“怎有这等急变?”当即返身入帐，见虞姬站立一旁，泪水已湿透了衣衫，也不由流泪数行。项羽在四面楚歌中知道军心涣散，大势已去。旁顾席上的残羹冷滞还有一些，项羽提起壶中酒，拉着虞姬的手，再与共饮。饮尽数觥，便站起来做歌道：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项羽一生的最爱，一是乌骓马，一是虞美人，此番被围垓下，已知大事远去，许多往事一齐涌上心来，因此悲歌慷慨，呜咽难过。虞姬在一旁听着，已知项羽彻底丧失了斗志，也做歌应和道：
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
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歌还没有唱完，虞姬已是潸潸泪下，项羽听虞姬歌声，声情凄咽，不觉伤心，也流下许多眼泪。左右侍臣，统皆情不自禁，悲泣失声而不忍抬头。忽然听到营中更鼓已击五下，项羽回头对虞姬道：“天快亮了，我当冒死出围，你怎么办?”
虞姬道：“妾蒙大王厚恩，追随至今，今亦当随去，生死相依；倘得归葬故土，死也甘心!”
项羽道：“你一个弱质女子，怎能突出重围?你还是自己寻找生路吧，我大概要与你长别了。”
虞姬突然拭泪起立，挈项羽手道：“贱妾生随大王，死亦随大王，愿大王前途保重!”说至此，就从项羽腰间拔出佩剑，向颈中一横，顿时血溅珠喉，一道香魂归于渺渺的天际。项羽想救已经来不及了，只有抚尸痛哭，命左右掘地为墓，将虞姬尸体埋葬。
由于太史公在《史记》中，没有注明虞姬墓在何地，所以千百年来引起人们的猜测和探索。大致上有四种说法：
（1）虞姬墓在安徽和县
清道光年间撰写的《和州志》有：“美人虞姬自刎后，羽将其头系于马项下，突围骑奔，乃至一山下，原插在姬发上之兰花失落，后人变更山名为‘插花山’，山上建有庙，日‘插花庙’……在州北七十里阳陵山之阳……即项王虞姬也。”和县的虞姬墓有这样一个传说：虞姬自刎后，项羽不忍将其尸首丢下，便将虞姬头颅割下，挂在马头，将其身体就地掩埋后匆忙突围。项羽本想将虞姬的头颅带回江东。但到了和县阳陵山，受农夫欺骗，陷入茫茫大泽中，被汉军追上。此时他只剩二十八骑，恐突围不出，只好将虞姬的头颅葬在阳陵山南面的小山上。
（2）虞姬墓在安徽省定远县
在定远县当地，至今仍流传着虞姬随项羽逃到定远后自刎，葬在定远县的传说。在《史记正义》、《寰宇记》、清康熙三十九年撰的《定远县志》中也都有这种说法。
北宋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苏轼赴杭州就任通判，途经蒙州做《濠州七绝》，其一为《虞姬墓》，诗云：“帐下佳人拭泪痕，门前壮士气如云。仓黄不负君王意，只有虞姬和郑君。”由此可知，在北宋时期，定远这个地方的确有虞姬墓。只是现在已经看不见了。
（3）虞姬墓在安徽省灵璧县
清康熙二十三年撰的《洞阳府》、乾隆年间撰的《灵璧县志》皆载：“灵璧城东十五里，与徊县接界处有虞姬墓。至今墓碑尚存，额刻‘巾帼英雄’四字。左右刻有联语：‘虞今奈何自古红颜多薄命，姬耶安在独留青冢向黄昏’。”南宋诗人范成大出使金国，途经泅州，有诗多首，其一为《虞姬墓》。诗人在诗中自注：“墓在虹县下马铺一十七里”。《重修虞姬基碑》中也有记载：“灵璧之南，族下之旧民。其东则虞姬墓在焉。”
（4）虞姬墓在江苏省江浦县。
今天江浦县南30里有一个“兰花乡”，在兰花乡南七里桥林镇西有一座“失姬桥”。相传项羽垓下突围后，逃到今天江浦县的兰花乡，遇到韩信的堵截，发生了混战，虞姬酷爱兰花，只见她头带碧玉兰花簪子，舞动双剑，跟在项羽的前后。一不小心将头上的兰花簪子失落在塘埂上，从此这塘埂上、附近的山坡上和驿道旁，就长满了兰花。每逢春天到来之际，这里兰花开放，香气迷人。后来人们就将这口塘称为兰花塘，这个地方就称为兰花乡。
以上四种说法均有史料记载、文人题词以及某些故迹作为依据，因此都有几分道理，而至于虞姬墓究竟在何处，现在还不能找出确切地点。
8.美女貂蝉的身世之谜
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合称“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其中享有“闭月”美誉的就是貂蝉。貂蝉被世人铭记不仅是她的美貌，还有她的义举：为了推翻权臣董卓的荒淫统治，为了挽救天下黎民，受王允所托，貂蝉不惜以青春和一生的幸福为代价，成功的离间了董卓和吕布，最终挑动吕布杀死董卓，结束了董卓专权的黑暗时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貂蝉以侍婢出现，以死者家属退身，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只叙述了吕布白门楼殒命，便以一句“妻女运回许都”作结，也因此貂蝉的身世成了千古之谜。
一说貂蝉是王允家中的歌妓，根据来自《三国演义》的描述。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奸臣当道。汉少帝刘辨懦弱无能，被董卓废掉，立陈留王，即汉献帝继位。董卓自任相国，独揽大权，飞扬跋扈。在朝廷上，他视9岁的汉献帝为傀儡，常常带剑上殿，不可一世。
司徒王允欲铲除董卓，想了许多办法都失败了。又派曹操行刺，也不成功。因此，王允整天闷闷不乐。
一天，董卓无端杀了司空张温，兔死狐悲，王允独立在后园荼蘼架旁，仰天垂泪，忽然间听到牡丹亭畔传来歌伎貂蝉的歌声。
貂蝉原来就长得花容月貌，王充以前忙于国事并没注意，现在一望之下，眼睛刷地一下亮了，心里不由生出一计，纳头便拜。只听王允悲伤地说道：“现在唯有你才能救天下苍生出火海了……”
貂蝉慌忙拜伏在地答道：“大人如有用我之处，小女子万死不辞。”
原来，王允灵机一动，想出了一条一箭双雕的“美人计”：董卓和他的义子吕布二人，狼狈为奸，形影不离。董卓权势覆天，在朝中说一不二；吕布骁勇异常，无人能敌，因此除掉二人实在是很不容易。然而这两个人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好色，如利用貂蝉从中离间董卓和吕布的关系，利用吕布杀掉董卓，自然能重整河山，再立社稷。
王允先将貂蝉收为义女，再择机将其许配给吕布，吕布被貂蝉的美貌迷住，马上约日迎娶。但未等到那天，王充又把貂蝉献给董卓。貂蝉也是绝顶聪明的人，全力配合王允表演，一会儿在吕布面前扮成早已以心相许，却被董卓霸占的痴情人，在凤仪亭里，她愿意为吕布跳荷花池；一会儿又在董卓面前装作受吕布调戏的无辜者，在太师府上，她愿意拔出太师的剑自刭。一来二往，她就把董卓、吕布忽悠得晕头转向，反目成仇，最后吕布在王充的怂涌下怒杀董卓，夷其三族。罗贯中对王充的计谋深为叹服，作诗道：“司徒妙算托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徒费力，凯歌却奏风仪亭。”
二说貂蝉是董卓的婢女。貂蝉之名，不见于正史；貂蝉之事，在《后汉书》和《三国志》的《吕布传》中微露端倪。《后汉书·吕布传》说：董卓任吕布为骑都尉，非常信任他，于是收他为义子。有一次，吕布因小事得罪了董卓，董卓大怒之下持戟向吕布掷去，幸亏吕布及时避开，从此吕布对董卓暗怀怨愤。为了报复董卓，吕布趁机与董卓侍婢私通，由此生出许多矛盾。
根据这段记述，与吕布私通的其实只是董卓的侍婢，而非其小妾。同时可以断定，吕布掷戟相怨之事确有实事，这也是后来编排凤仪亭故事的基础。
三说貂蝉是吕布的妻妾。其实，不管貂蝉是王充的歌伎还是婢女，当吕布因为貂蝉的缘故怒除董卓后，她就自然而然就成了吕布的妻妾了。因此认为貂蝉是吕布妻妾这种说法，实在有些多余。
据《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中写道：“布见刘备，甚敬之……请刘备于帐中坐妇床上，令妇向拜，酌酒饮食。”《英雄记》还写道：“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时，布将河内郝萌反，将兵入布所治下邸府，诣厅事阁外，同声大呼，攻阁，阁坚不得人。布不知反者为谁，直牵妇，科头袒衣，相将从溷上排壁出，诣都督高顺营。”
《三国志·吕布传》注引《魏氏春秋》，当陈宫建议吕布分兵拒曹操时，布妻曰：“昔曹待公台(即陈宫)如赤子，犹舍而来，今将军厚公台，不过于曹公，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军远出，若一旦有变，妾岂得为将军妻哉!”吕布方作罢。
可见，无论当时形势如何混乱，吕布的妻子一直都在他的身边。
在魏晋时期的人看来，吕布不仅在群雄割据、军阀混战中携带并珍爱着妻子，并且在关键时对妻子言听计从，这个妻子不会是别人，只可能是经过生死搏斗所得来的貂蝉。
四说貂蝉是吕布部将秦宜禄之妻。吕布有个部将，叫秦宜禄。在《三国志·关羽传》中讲到，曹操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曾向曹操提了一个与他一贯风格不太相符的要求，就是城破之后，请曹操把秦宜禄之妻赐予他，其后又数次向曹操提及此事。曹操自然好奇心起，想看看那个秦宜禄之妻到底是怎样一个美人儿，竟然让关羽如此念念不忘。城破之日，曹操便派人将秦妻送到自己营帐，一看果然是绝色美人，哪里还记得关羽的要求。关羽心里自是非常不爽，从此跟曹操结下了怨隙。
元杂剧根据这个传说，戏说出来一个《关云长月下斩貂蝉》的故事来，说曹操欲用美色诱降关公，就派貂蝉再施美人计。但可惜这次貂蝉的美人计并不管用，使尽千种柔情，百般挑逗，关公仍不为所动。最后，关公忍无可忍，一刀把她杀了。
此外，徽剧、川剧、绍剧、京剧等地方戏曲中都有《斩貂》剧目，大意是吕布在白门楼被杀后，其爱妾貂蝉被张飞带走送给了关羽。这种倾城倾国的美人谁不爱？关羽也不例外，对其怜爱有加，但想到多少古今英雄豪杰因为迷恋女色而身败名裂，便硬下心肠杀了貂蝉。
貂蝉的来历因受文人的渲染和演绎，在历史的尘埃中越来越扑朔迷离。貂蝉的名声在民间流传甚广，而且古代“四大美女”也深入人心，但史籍上却没有貂蝉的姓名，所以她的身世始终是个谜。很多人甚至认为，貂蝉只是个虚构的人物，一个艺术形象。
其实貂蝉姓名之所以不见于经传，最大的可能是封建时代的史学家对妇女的漠视所致。根据众多的史料和传说分析，在吕布刺杀董卓这一历史事件中，貂蝉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
从考古方面来查证，我们能不能找到貂蝉在历史上存在过的痕迹呢？
有学者称，他经过考证找到了貂蝉的原籍。貂蝉原籍在忻州市东南三公里的木芝村，村中曾有过街牌楼、前殿、后殿、王允街、貂蝉戏台和貂蝉墓。木芝村曾以盛产木耳闻名，故名木耳村，后村中发现一株灵芝，遂改名木芝村。村中传说，貂蝉出生的前三年，村里的桃杏就不开花了，至今桃杏树依然难以成活，传说把这一现象的原因归于貂蝉有羞花之貌。传说虽然不可信，但至少可以从一个侧面佐证这里可能就是貂蝉的出生地。
传说吕布被杀后，有人把貂蝉送回故乡，老死在木芝村；也有人说貂蝉被曹操擒获后以剑自刎，由关羽将其遗体送回故乡安葬，所以后殿有关羽像，殿前有表示貂蝉演戏的戏台，都是报答关羽拒杀和护送之恩。因为吕布是定襄人，所以民谚有“忻州没好女，定襄没好男”的说法，意思是自从出了貂蝉和吕布，忻州再也没有貌美的女人，定襄也再没堪称英雄的男人了。
有关貂蝉下落最近的证据，是1971年某老人曾于成都北郊拾得一块古碑，上有“貂蝉，王允歌姬也，是因董卓猖獗，为国捐躯……随炎帝入蜀，葬于华阳县外北上涧横村黄土坡……”字样。这里的“炎帝”疑为“关帝”的讹记，公元１６５２年，清顺治帝加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此后民间才会出现“关帝”的简称。因此成都发现的古碑，最多只是清代好事者的伪作。即使这块古是真的，但凭一块碑文也无法证明什么，跟貂蝉的身世一样，她的下落依旧是个不可索解的悬谜。
无论她的身后有多少未解之谜，我们认为：貂蝉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确实曾生活在汉末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只是她的姓名和事迹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埋没了，只剩下一鳞半爪。《三国演义》根据这一鳞半爪，把她还原成一个聪明美丽、深明大义、勇于自我牺牲，而且焕发青春的奇彩和刚烈之气的巾帼英雄。
9．赵匡胤陈桥兵变之谜
陈桥，确切的名字应该叫陈桥驿，位于今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东南部，始建于五代，后晋时已经建村。相传，有一小桥失修，陈姓乡民捐资修复，名陈桥；后周时，设驿站，故名陈桥驿。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驿举行兵变，“黄袍加身”，开创了历时三百多年的大宋王朝。陈桥这个小小的驿站遂永载史册，名扬中外。北宋京城开封曾设“陈桥门”，陈桥成为北通燕赵的咽喉。
后周显德六年(959年)，世宗柴荣突然一病而死，宰相范质受顾命扶助柴荣幼子柴宗训继立为恭帝。这时恭帝年仅7岁(一说5岁)，后周出现了“主少国疑”的不稳定局势，一个由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策划的军事政变计划正在酝酿着。
翌年正月初一，开封城依然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突然，一匹快马扬尘而来，进北门，穿街衢，銮铃骤响，直奔皇宫。报号声此起彼伏，重重宫门次第打开，一封十万火急的战报送到了柴宗训的手中。年仅7岁的小皇帝正欢天喜地地与群臣庆贺新年。执掌朝廷大权的符太后听到辽国与北汉联军入侵的消息，忧心如焚。她和范质等人商议一番，慌忙派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兵迎敌。立刻，京城里谣言四起，到处哄传：“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第二天，旌旗猎猎，寒风萧萧，6万大军浩浩荡荡开出京城，走到距离开封东北20公里的陈桥驿驻扎下来，兵变计划就付诸实践了。这天晚上，赵匡胤的一些亲信在将士中散布议论，说“今皇帝幼弱，不能亲政，我们为国效力破敌，有谁知晓，不若先拥立赵匡胤为皇帝，然后再出发北征”。据史书记载，当天夜里，赵匡胤喝得酩酊大醉，睡在自己的军帐中一夜没有露面。《宋史》还记载，大军离开开封来到陈桥驿后，军中一名懂星象的小校苗训看到了“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当晚，一帮中高级将领聚到谋士赵普那儿议论纷纷，一直议论到半夜，“夜五鼓，军士集驿门，宣言策点检为天子”。有人提出，“今天我等有进无退，由不得太尉(指赵匡胤)不干”。
初四一大早，各军将领带着部下来到赵匡胤的门外，呼喊声惊天动地，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载，“将士皆擐甲执兵仗集于驿门……太祖(赵匡胤)惊起，出视之。诸将露刃罗立于庭，日：‘诸军无主，愿奉太尉(指赵匡胤)为天子。’太祖未及答，或以黄袍加太祖之身，众皆拜于庭下，大呼称‘万岁’，声闻数里。”赵匡胤却装出一副被迫的样子说：“你们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拥立者们一齐表示“惟命是听”。赵匡胤就当众宣布，回开封后，对后周的太后和小皇帝不得惊犯，对后周的公卿不得侵凌，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服从命令者有赏，违反命令者族诛，诸将士都应声“诺”!于是赵匡胤率兵变的队伍回师开封。
陈桥兵变一发动，赵普就派人同守备都城的主要禁军将领石守信等人取得了联系，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都是赵匡胤过去的“结社兄弟”，得悉兵变成功后便打开城门接应。当时在开封的后周禁军将领中，只有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在仓卒间想率兵抵抗，但还没有召集军队，就被军校王彦升杀死。陈桥兵变的将士兵不血刃就控制了后周的都城开封。
这时后周宰相范质等人才知道，不辨军情真假就仓促遣将是上了大当，但已无可奈何，只得向赵匡胤跪拜，帮助赵匡胤举行禅代仪式。翰林学士陶谷拿出一篇事先准备好的禅代诏书，宣布周恭帝退位。赵匡胤遂正式登皇帝位，轻易地夺敢了后周政权，改封恭帝柴宗训为郑王。
赵匡胤轻易获得政权，一些史书称原因是：“人望固已归之，于时主少国乱，中外始有推戴之意。”赵匡胤似乎原先并不知晓将士们会推戴自己当皇帝，只是事出无奈，被黄袍加身后不得不登大位。《续资治通鉴》记载，赵匡胤率领大军回到开封后，对当时的宰相范质和王溥等人呜咽流涕日：“吾受世宗厚恩，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不等范质等开口，列校罗彦环按剑厉声道：“我辈无主，今日须得天子!”范质等人面面相觑，而王溥已降阶先拜，“质不得已亦拜”。对于这种说法，历代有许多史学家大都不相信，认为所谓“黄袍加身”，是一个精心的策划。一些史学家认为：赵匡胤早已存有颠覆朝廷之意，但是在京城之内筹谋政变，回旋余地小，容易暴露。在离京城不远不近的地方集结军队，易帜反叛，就方便得多。抓住这个统兵机会后，赵匡胤和其弟赵光义以及赵普等人精心准备，组织得相当严密，一步一步，最后篡夺皇位成功，黄袍是他们事先准备的工具之一，史书上写诸将为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时候，赵匡胤还浑然不觉，睡得迷迷糊糊，这完全是在政治作秀!他们进一步分析认为：后周小皇帝即位之初，边境就传来急报。周世宗死前刚讨伐过契丹，契丹哪有能力马上举兵十万再来进犯?
就算是契丹进犯，军情紧急，作为主帅为何不连夜奔赴边境，反而走走停停，把军队驻扎在离京师不远的陈桥驿?更难以理解的是，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又为何绝口不提讨伐契丹之事?难道宋朝一建立，契丹就闻风而退了?在陈桥驿，就算将士们有心拥戴，但仓促之间，荒野之地，又何来黄袍?后人因此写诗对官方史书的记载表示不屑：“黄袍不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
清代学者查慎行有首咏史诗，“梁宋遗墟指汴京，纷纷禅代事何轻；也知光义难为弟，不及朱三尚有兄。将帅权倾皆易姓，英雄时至忽成名；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遂罢兵。”说得也是这个意思。《宋史·杜太后传》记载，杜太后得知其子黄袍加身后，说：“吾子素有大志，今果然。”知子莫若母，从杜太后得意的语气中，显然可见赵匡胤对此早有准备。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不同意这些看法，他们根据史书的说法认为，赵匡胤登上皇位，并非他早有异志，说他是被手下将士所逼出于无奈，有一定的道理；赵匡胤带领大军出发时，开封城内已有传说，将士们将拥立他为天子，后来趁夜深赵匡胤熟睡时，以黄袍加于其身，造成既成事实。这些学者还认为，陈桥兵变前，镇、定两州没有谎报军情，因为这两州守将都不是赵氏集团的成员，他们不可能去配合赵匡胤而谎报辽国与北汉联军入侵的消息。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陈桥兵变是赵匡胤效仿后周皇帝郭威的做法。
投军从戎，在后汉枢密使郭威帐下当了一名普通士兵。郭威虽然是一介武夫，但战功卓著，威望极高。赵匡胤从军的第二年，郭威讨伐契丹兵发澶州，众将士伏拜马前，有人顺手扯下一面黄旗披在他身上，拥戴他当了皇帝，建立后周。像这样由军士拥立天子的事，五代时期已发生过两次。而这一次，赵匡胤就在军中，应是亲眼目睹。这件事对他显然会有所影响，所以说陈桥兵变不过是赵匡胤如法炮制、翻版重演。公元954年，郭威病死，他的养子柴荣继位。周世宗柴荣是位很有作为的皇帝，可惜在位仅5年半，便在39岁盛年之际不幸病逝了。临死前，他把赵匡胤提拔为殿前都点检。乱世之中，人人皆可取天子而代之。赵匡胤勇猛善战，位居禁军统帅，已具备操纵废立的实力。他志存高远，仁德宽厚，手下聚集着一批肯为他两肋插刀的武将文士，势倾朝野。柴荣在世时，赵匡胤感念他的知遇之恩，也许不会动篡权谋位之念。而当他面对的是一个年仅7岁的小皇帝时，登基坐殿、成就一代霸
业这等美事，恐怕就由不得他不动心了。即使他真的不想，他手下那帮荣辱与共的弟兄想必也不会甘心。
的确，陈桥兵变留下了许多疑点。据说，陈桥镇有一棵赵匡胤当年拴马的老槐树。兵变的前夜，赵匡胤就是在那棵老槐树上拴好战马，转身入帐；而第二天解下战马时，他已由将军变成了皇帝。老槐树千年无语，它不能告诉人们在那个江山易主的骚动之夜，陈桥驿究竟发生了什么。有关兵变的内幕，虽然后人议论纷纷，多有猜测，却无可避免地成了千古之谜。“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便罢兵。”面对诸如此类的诘问，厚重的历史惟有沉默。
10.袁崇焕为何被冤杀
明末东北边疆战略态势图
《清实录》中的宁远之战插图
袁崇焕(1584年~1630年)
崇祯皇帝
袁崇焕(1584年~1630年)，字元素，广东东莞人，生于明万历十二年，明朝著名军事家和民族英雄。万历四十七年考中进士，被授为邵武知县，开始步入仕途。他自幼胸怀大志，关注边疆战事。他熟读兵书，精通兵略，希望将来能在边疆为国尽忠效力。明朝末年后金势力日益强大，屡屡派兵入侵中原，明王朝受到了严重的生存威胁。袁崇焕被委以抗击后金重任。
天启二年，袁崇焕进京朝见，御史侯恂奏请朝廷，举荐袁崇焕。他的雄心大志皇帝早有耳闻，倍加赞赏，破格提升他为兵部主事。他单骑出山海关，对军事形势进行实地考察，研究战况。此时辽东形势，已经越来越危急。辽东经略王在晋分析当时关外形势道：“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缩之于山海，此后再无一步可退。”意思是：明朝先失陷抚顺、清河、开原、铁岭、辽阳、沈阳，又失陷广宁，丢弃全辽，无局可守。《明史》记载：自努尔哈赤攻陷抚顺以来，明朝在辽东的总兵官，阵亡者共14人：抚顺则张承胤，萨尔浒之战则杜松、刘、王宣、赵梦麟，开原则马林，沈阳则贺世贤、尤世功，浑河则童钟揆、陈策，辽阳则杨宗业、梁仲善，广宁则刘渠、祁秉忠。天启帝惊慌失措，抓住首辅叶向高“衣袂而泣”。京师朝野官员，谈敌色变。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说：“时广宁失守，王化贞与熊廷弼逃归，画山海关为守。京师各官，言及辽事，皆缩朒不敢任。崇焕独攘臂请行。”
袁崇焕在这个明朝关外局势空前严重的态势下，单骑出关，巡视形势。《明史·袁崇焕传》记载：天启二年正月，朝觐在都。御史侯恂请破格用之，遂擢兵部职方主事。无何，广宁师溃，廷议扼山海关，崇焕即单骑出阅关内外。部中失袁主事，讶之，家人亦莫知所往。已，还朝，具言关上形势。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称其才，遂超擢佥事，监关外军，发帑金二十万，俾招募。在失陷广宁的第四天，御史侯恂慧眼识人，不泥成规，题请破格擢用袁崇焕，具疏奏言：“见在朝觐邵武县知县袁崇焕，英风伟略，不妨破格留用。”明天启帝采纳侯恂等的建议，授袁崇焕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旋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袁崇焕赴任前，往见革职听勘在京的熊廷弼。熊廷弼问：“操何策以往?”袁崇焕答：“主守而后战。”熊廷弼跃然喜。袁崇焕任职后，上《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力请练兵选将，整械造船，固守山海，远图恢复。他疏言：“不但巩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将复之。”当时山海关外广大地域，为漠南蒙古哈剌慎等部占据，袁崇焕便驻守关内。朝廷采纳蓟辽总督王象乾的奏议，对边外蒙古部落实行“抚赏”政策，就是颁发赏银，争取他们同明朝结盟，共同抵御后金。一些蒙古部落首领接受了“抚赏”，辽东经略王在晋令袁崇焕移到山海关外中前所（今辽宁省绥中县前所镇）。王在晋又令袁崇焕往前屯（今辽宁绥中前屯），安置辽民流亡、失业者。袁崇焕受命之后，连夜赶路，丛林荒野，虎豹出没，天明入城，将士都赞叹他的勇敢与胆量。
以后，多次击退后金军的进攻。天启六年获宁远大捷，致使努尔哈赤受伤而死。狠狠打击了后金军的嚣张气焰，为保卫明朝江山，立下了赫赫战功。后金皇太极认为“崇焕不去，则明事未可图也。”
历来人们都认为，因崇祯帝听信阉党余孽诬告，中了后金的反间计，以为袁与后金有密约，故意引后金兵进围北京，所以下令逮捕袁崇焕，并于1630年将袁斩杀，暴尸于市。兄弟妻子也被牵连，流放到千里之外的边远省份。原本以为除掉了“通敌叛国”的袁崇焕，城门外驻扎的数万金兵就会撤退。可是，谁也没想到，他们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失掉了一位忠君爱国，能征善战的将领。
开始时，后金军在关外两次被袁崇焕的大军击败。崇祯二年，皇太极率部南征，这次他避开了袁崇焕守卫的宁远、锦州，取道内蒙古，由喜峰口入关，直奔北京，史称“己巳之变”。袁崇焕火速入援，皇太极一方面感叹袁崇焕用兵神速，一方面暗自高兴袁崇焕已经中计。就在袁崇焕将军队驻扎广渠门外稍作修整时，皇太极已派人在京城中散布谣言，说是袁崇焕有意引兵入关，欲为城下之盟，崇祯帝听到谣言后疑心大发。皇太极恰在此时巧妙施展了“反间计”。蒋良骐《东华录》卷二载：“先是(后金)获明太监二人，监守之。至是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遵上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计也，顷上车骑向敌，有二人来见，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庚戌，纵之归。”杨太监急忙将袁崇焕与后金有密约之事上报了崇祯帝，崇祯帝深信不疑，“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
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崇祯帝杀袁崇焕并非误杀，而是蓄意杀戮。因为崇祯帝担心袁崇焕及东林党人妨碍其皇权专制。明朝的时候，明季太监专权。崇祯帝继位后想革除阉党，起用东林，但当阉党势力对皇权威胁减弱时，崇祯帝又着力削弱大臣势力，从依靠东林党回归到依用阉党群小。袁崇焕就是在这样环境下，成为阉党余孽倾陷的对象的。开始，袁崇焕杀了明朝辽东悍将毛文龙，先斩后奏，就是一大不慎，埋下了隐患。崇祯帝“骤闻，意殊骇”。
明清史学家谈迁说，袁崇焕擅杀毛文龙，“适所以自杀也”。崇祯帝杀袁崇焕之心正是由此而起的。有史实表明，反间计、诬告皆瞒不过崇祯帝，从袁崇焕被捕入狱到被杀有八九个月之久，有充裕时间让崇祯帝明辨是非，都不足以置袁崇焕于死地。反间计只促成崇祯帝逮袁下狱，而杀袁崇焕的动因乃是为维护专制皇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