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假盛世
清朝是古代少数民族女真人建立的王朝。入关前,女真人还很落后,基本上刚刚脱离原始部落状态。但通过潜心汉化,清朝很快步入了黄金时代--“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大体相当于康熙、嘉庆、乾隆祖孙三代人的执政时间总和,共100余年。在此期间,中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口众多;没有外患,还不断开疆拓土、拓展影响力,仅藩国就有20余个。
但“康乾盛世”本质上是个假盛世。它的繁盛,体现在数量上(人口与经济总量),而不是质量。它不仅无法与中国历史上公认的盛世如“开元盛世”等相提并论,更无法与当时的西方相比。几乎与“康乾盛世”同步,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各国先后完成了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当“盛世”步入尾声,中国已经在科技、文化、军事、政治、教育等层面落后很远,这是“开元盛世”等盛世绝对没有的情况。
落后就要挨打,特别是军事技术的落后。以江苏的吴淞营(今属上海)为例,1828年,时任苏淞镇总兵的关天培调查得知,该营兵器主要有:腰刀948口,大刀277口,角弓213张,战箭11570支,火箭260支;鸟枪917杆,喷筒118个;发熕炮55门,玉带炮12门,决胜炮72门,劈山炮42门,过山炮10门,子母炮40门,红夷炮7门,红夷发熕炮3门,火药8940斤。此外,吴淞营在宝山县城东南靠黄浦江入长江口的杨家嘴有炮台1座,另有沙船3艘、艍犁船4艘。吴淞营为清军驻守要地,兵器比其他驻地更为优良,但从上面的清单中可以看出,除冷兵器外,即便是火炮,也大多属于明末清初时期的小型火炮,威力极其有限。
2.脆弱的国防
清朝的常备武装力量包括八旗军和绿营军。八旗军为满兵,原本是清军的精锐,但后来逐渐堕落,很多旗人甚至连马都不会骑了。绿营军为汉兵,是清军的主体。
各省绿营以镇为最大单位,以营为基本单位,营以下分哨,哨以下分汛。一般来说,一哨的长官都领有一汛。汛虽是绿营的最基层单位,但并非最小驻军单位,由于汛地幅员宽广,有的汛下又分设若干墩塘小汛或堆汛,致使城守营和分防营驻地极为分散。如吴淞营,受江南水陆提督属下的福山镇管辖,其编制官兵不过1100余人,除200名士兵驻守在吴淞西炮台外,其余800余人分布在县城及35处汛地。防守范围包括宝山县大部分及嘉定县的一部分。每一汛地,驻兵由数名、十数名到数十名不等,驻防极为分散,导致兵力也严重薄弱,作战能力十分低下。
1832年6月,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英国商船“阿美士德号”北上侦察中国沿海情况,在没有遇到任何阻挠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闯入了吴淞。因此,随船的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在日记中不无轻蔑地写道,如果他们以敌人的身份来到吴淞营,该营整个军队的抵抗将不会超过半小时。
清军的海防也非常脆弱。海岸炮台是鸦片战争中清军最主要的防御工事,然而,即便是号称规模最大、工事最坚固、火力最强的广东虎门靖远炮台,也仅仅是在规格上比其他炮台更为壮观而已,根本无法与欧洲棱堡那样的完整防御体系同日而语。在靖远炮台,士兵只能依靠垛墙掩护正面,而垛墙很容易被西方炮火摧毁;炮台顶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西方国家的曲射炮完全可以从上空轰击炮台;由于笨重和转向不灵活,炮火只能集中安置在正面,从而难以防御小艇从侧面登陆和攻击;炮台后方只有一堵围墙,缺乏系统的斜堤和堑壕阵地,无法组织有效的战略反攻;炮台侧后方没有良好的道路系统,兵力、粮草和弹药难以得到及时补给。1836年,一个西方观察家称,广州、虎门一带的炮台属于幼稚阶段的堡垒建筑,没有壕沟、梭堡和斜堤,而且都是裸露的炮台,没有一个炮台能抵挡得住一艘大型战舰的火力,或者抵御突击队在岸上的袭击,因为突击队完全可以从炮火所不及的侧方或者后方发起攻击。
真相:
棱堡
从空中看上去,棱堡就像一个巨大的、不规则的自行车飞轮,这种设计规避了防守方的射击死角,也容易使防守方形成交叉火力,或者相互掩护。“飞轮”凸出的一个个“齿”都是迎敌面呈角形的三角堡,其目的在于使攻方炮弹在斜面上打滑,造成跳弹。外围还挖有壕沟,筑有斜堤,防范敌人挖地道或攀爬。在重炮、坦克、飞机、导弹等现代化武器问世前,依托棱堡可以有效抵抗敌人进攻。
3.蛀虫横行
腐败是封建社会的顽疾,也是任何社会的毒瘤,清朝尤其严重。
和珅是一个极端的例子。1775年,36岁的和珅还只是仪仗队一名三等侍卫,但因为受到乾隆赏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便连升数级,之后益发飞黄腾达,成为除乾隆以外拥有最高权力的人。别说朝中大臣,就是皇子皇孙,有时也需要和珅帮忙。和珅专权20余年,通过各种手段聚敛了大量财物。1799年乾隆驾崩后,嘉庆皇帝下令处死和珅,并查抄其家产。查抄清单上的财产数量十分惊人,包括金子800万余两,银子百万余两,各色珍宝2万余件,此外还有当铺、各类店铺、房产土地、大量书画和工艺品等。将它们折合成白银,至少为8亿两,相当于清政府10年的税收。
讽刺的是,和珅被查办前曾主持查办过另一巨贪李侍尧。李侍尧也是乾隆的宠臣,和珅有心置他于死地,因此将查抄清单列得特别细致,包括金银珠宝在内共901项,其中珍珠2000余颗,宝石140多块,玉器1000余件,名人字画200余件。但乾隆最终赦免了李侍尧,仅将他抄家了事,后来又起用了他。这主要是因为李侍尧颇有才干,也有平台湾之功,而且上贡非常积极。李家的财产清单中有3座黄金佛、1架珍珠葡萄和3株4尺高的珊瑚树,和珅故意把它们放在首位,想引起乾隆的注意,但这几件珍宝其实是当年李侍尧进贡给乾隆而乾隆嫌贡品太多退还给他的。这份“孝心”让李侍尧逃脱一死,但像他与和珅这样贪得无厌的人,竟然备受皇帝青睐,这本身就说明清朝已经烂到了骨子里、源头上。
1841年因在与英国谈判中擅自割让香港被道光皇帝革职抄家的琦善,家产也有黄金10912两、白银1800多万两、珠宝11箱。其他大小官吏,上自军机大臣,下至县官,也几乎无官不贪、无官不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当时官场的普遍现象。
土地是农耕社会最根本的财富,也是广大百姓的基本生存资源。清朝中后期,土地问题非常严重。贵族、官吏和地主利用权势,大肆兼并土地,动辄占有土地达千亩、万亩甚至数万亩。如贵州的鄂辉有田1000余亩,江苏海州的孟思鉴有田5000余亩,直隶提督庆成的女儿出嫁时陪嫁的土地就有3160亩,琦善占地竟达256万亩,由清朝皇室直接控制的官田和皇庄更是高达全国总耕地面积的1\/7还多。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张清朝妇女吴姚氏将自己的6亩土地典当给一个名叫高处的地主的文契。文契约定,吴姚氏收银56两,如能在5年内凑足原价,可将土地赎回。如果不能,吴姚氏的土地就永远归高处所有。国家博物馆中还存有数张其他人典当土地给高处的文契。但是,高处的土地好歹还是买的,而和珅、琦善等人的土地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权势巧取豪夺的。
当然,由于清朝允许买官,只要交纳一定数量的金钱或财物,高处就可以当官。乾隆时期,交白米20石就可以做县丞,也就是副县长。后来逐步攀升至数千两白银,但相应的薪俸却依然只有几十两银子。这就意味着那些买官的人在做官后只有“努力”腐败,才能捞回“本钱”。上文中的吴姚氏等人正是因为无法忍受各种苛捐杂税,才被迫出卖自己的土地,沦为佃农或雇农。
4.马戛尔尼访华
乾隆皇帝文武兼备,颇有些雄才大略,但他好大喜功、虚骄恃气,中华民族的落后与他不无关系。他在位60年间,先后出京巡游24次,每次都以祭祀孔子或巡查水利工程等为借口,真正目的却是想游山玩水、夸耀功德、显示皇威。他曾经六下江南,仅从北京到杭州修建的行宫就达30处,耗费白银2000万两。晚清的慈禧太后一向以奢侈著称,但她1900年因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逃往山西后,也不禁为乾隆当年出游五台山时用过的器物而惊叹。
1792年,英国政府任命乔治·马戛尔尼为正使,乔治·伦纳德·斯当东为副使,以祝贺乾隆80寿辰的名义率使团访问中国。1793年8月,他们乘坐的“狮子号”炮舰和两艘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的随行船只抵达天津。9月,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他们,马戛尔尼将带来的600箱礼物呈献给乾隆,其中包括一门英国当时最先进的榴弹炮。直到1860年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这门大炮的“包装”始终没有打开过。马戛尔尼还带来了最能代表英国实力的蒸气机、棉纺机、织布机,以及步枪、连发手枪、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自鸣钟,甚至还包括一个配备了驾驶员的热气球,乾隆统统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事情是想办法让马戛尔尼对自己三跪九叩,马戛尔尼则坚持像觐见英王那样只单膝下跪、吻手,绝不叩头。折腾了很长时间,双方妥协,乾隆最终同意马戛尔尼只行单膝下跪礼,不必叩首,但很不开心。当马戛尔尼抛出他此行的真实目的,提出与中国互派使者、增开通商口岸、要求降低关税,并且要求获得舟山附近一座不设防的小岛,供英国商人居住、存放货物时,乾隆非常反感,一口拒绝,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需要外国商品即可自给自足,并且警告他们不准再去不允许对外贸易的浙江、天津等地经商,否则必遭驱逐。
马戛尔尼碰了一鼻子灰,不久便离开了中国。但在沿大运河南下返抵广州的路上,他注意到绝大多数中国军人使用的都还是刀枪弓箭之类的冷兵器,也注意到了中国沿海不堪一击的炮台。他在归国途中写道:“中华帝国只是一艘年代久远、破烂不堪、风雨漂摇的一流战舰,侥幸出现的一批干练而警觉的官员们已设法支撑了它150年,并以它庞大的体积和外观震慑四邻。然而,一旦某个无能之辈碰巧控制了甲板,这艘战舰的纪律和安全也就不复存在了。”马戛尔尼看出了所谓“盛世”背后的败亡之兆,认为中国不过是个“泥足巨人”,很容易被打倒在地。
人物:
斯当东父子
斯当东归国后,将自己在访华期间的所见所闻详细记载下来,写成了《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与他同行的还有其子小斯当东,当时年仅11岁,乾隆曾经把他抱上“龙膝”,以示亲切。48年后,正是已成为议员的小斯当东在英国议会力主对中国动武,英国主战派才以微弱优势获胜,发动了鸦片战争。
5.闭关锁国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严格限制中外交往。
清初,为了防范聚集在东南沿海岛屿上的民族英雄郑成功领导的抗清力量,清政府颁布了禁海令,严禁人民出洋贸易,并将沿海居民一律内迁50里,违者一律处斩。不过,它依然允许“随贡贸易”,也就是允许外国使团来华进贡时携带货物出售。同时沿袭明代前例,允许中外商人在澳门这个惟一指定地区进行贸易。尽管如此,它依然严重阻碍了沿海经济和对外贸易、交流的发展,导致清政府关税收入很少,也引发沿海百姓不满。
1685年,康熙皇帝放宽海禁政策,在江苏、浙江、福建和广州设置了4个通商口岸。各口都设置有海关监督,管理进出口贸易,征收关税。第二年,广州地方政府还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称其为“洋行”。这是后来的“广东十三行”的前身。十三行享有垄断特权,外商无论是采购中国的特产,还是销售洋货,都必须经过十三行。同时,十三行的行商们还负有替清政府严密监督外商的责任。
广州距欧洲航海距离最近,所以此后数十年里西方商船主要集中在广州进行贸易,其余三个口岸几乎被放弃。然而175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支商船队打破上述惯例,直奔浙江宁波口岸进行交易。由于此前已经好久没有洋船北上,这次却忽然闯入海滨要地,让清政府很不适应,甚至感到恐慌。乾隆本想通过提高宁波海关关税的办法来阻止洋船北上,但未能达到目的。于是他急调熟悉外贸事务的两广总督杨应琚任闽浙总督。杨应琚调查得知,外商之所以赴浙江贸易,是因为他们采购的货物以浙江的丝绸、福建的茶叶和江西的瓷器为主,就近置办货物,能节约不少成本,仅仅提高关税并不足以抑制外商北上贸易。他上奏称,浙江的天然防御条件和防务实力都不能与广东相提并论,考虑到洋船高大如屋,来去无常,尤其还装载着炮械火力,云集商港对清军水师无疑是个巨大威胁。加之江南属于财富重地,不能听任洋船自由出入,因此将对外通商限制在广东一地才是上策。乾隆采纳了他的“上策”,下令封锁江苏、浙江、福建三省关口,仅限广州一地对外贸易。此后直至鸦片战争,中外贸易的惟一口岸和贸易中心就是广州。
乾隆等于走上了回头路,但他本质上并不反对西方事物。他那么做,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还曾经对法国产生过浓厚兴趣,打算派外交使团会见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但1789年,法国爆发了大革命。4年后,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成为法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处死的国王。在乾隆看来,这可不是什么革命精神,而是必须镇压也必须防范的暴民思想。正是在路易十六被处死那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到中国。处在敏感时期的乾隆,果断拒绝了英国的请求。
人物:
路易十六
路易十六是个不务正业的国王。他最喜欢的事情是制锁,且有一定天赋。他的皇宫中有一间全法国最高级的五金作坊,他经常把自己关在里面,与各种工具、各种锁相伴。他还曾高薪聘请民间著名锁匠加曼,虚心求教。大革命爆发之初,他并未被处死,但他积极联络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试图反扑。相应信件被他用一把特制的锁锁在一个保险箱里,他认为世上没有人能打开那把锁。但那把锁被他高薪聘请来的加曼打开了。人们看到他通敌的信件后,一致要求处死他。此外,他还亲自改进过断头台的铡刀,并最终死在了这种新式铡刀下。
6.官逼民反
1796年,乾隆把皇位传给嘉庆,自己做太上皇,继续控制权力。同年,历时9年的白莲教大起义爆发,这次起义结束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也令清王朝元气大伤,逐渐走向衰落。
白莲教在明代以前称作明教,是一个综合了佛教、道教及外来宗教摩尼教等宗教教义的民间宗教组织,长期以来在川、楚、陕三省交界的原始森林地带进行传教活动。白莲教倡导“穿衣吃饭,不分你我”的教旨,深受遭受官僚、地主、富商等多重压榨的贫苦农民的欢迎。乾隆末年,白莲教的势力已经很大,教民遍布川、楚、陕、豫、甘等省区,并准备发动起义。结果引起清朝统治者的不安,大批教首、教徒死于乾隆末年的疯狂大搜捕。各地教首便以“官逼民反”为口号,号召天下教徒奋起反抗。
1796年年初,嘉庆刚刚登基,白莲教首领张正谟与聂杰人便首举义旗,率领教众在湖北宜都、枝江一带起义,各地教徒纷纷响应。嘉庆深知白莲教的来历和威力,急派湖广总督毕沅、陕甘总督宜绵、四川总督福宁、湖北巡抚曹龄等人率兵围剿,同时采用剿抚兼施的手法,以免罪、招降、奖励等宽大政策分化、瓦解起义军。3月初,聂杰人在战斗中被俘、被杀,但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等地到处燃起了反抗清朝的战火。湖北襄阳人王聪儿,是个出身江湖艺人的女首领,她带领义军惩杀贪官,开仓分粮,从湖北一路转战到河南、四川和陕西。1798年,她与姚之富率领的女兵们在湖北郧西被官军包围,为了不被官军捕获,纵身跳下悬崖而死。徐天德率领的四川达州义军,则是白莲教大起义中影响最大也最久远的一支。他们纵横巴山蜀水,坚持奋战,共击毙清朝将官数百人。
白莲教大起义共击毙清朝将官400余人,迫使清廷从全国16个省调集大批兵力,共耗费2亿两军费才把起义军镇压下去。白莲教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动摇了清廷封建统治的根基,之后,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武装斗争此伏彼起、延绵不断:1813年华北地区爆发的天理教起义,1822年的河南新蔡人民起义,1831年的广东黎族人民起义,1832年的湘西瑶族人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小刀会和义和拳……等等,直到清朝灭亡,几乎一天也没停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