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博会

精气神学说是古代人们探索生命的起源，对生命之本的认识的理论。它影响了中医学的各个领域。中医的精气神学说是中医之魂，是人类生命科学的摇篮。

古人认为：“精气”是万物本根。后人将之与精气所生之神合称为精气神学说。

精气神学说是中医哲学思想中的精髓，是中医学之魂。

有一次，黄帝询问歧伯：“人如何长寿？”歧伯说：“人要没有了精气神就死上了，善于养生就能长寿，而养生必须懂得下人体内脏十官之功能及相互关系，方可长五寿。”黄帝又问：“什么是十官呢？都有什么功能？”歧伯借用黄帝身边的官职，形象地讲述：“心脏就如同君主，主宰人体一切；肺腑似宰相，能朝百脉，调节气机；肝脏似将军，智勇双全，歼敌除寇；胆似清官，勤政廉洁，明辨是非；脾胃似粮吏，负责营养供应；肾似疏通河道的水利吏，管全身水液运行；心包似内臣，表达心的意志；小肠似礼官，将胃送来的东西，分别清浊，取其精华；大肠似传送官，将糟粕排出体外；膀胱似一郡之官，司水聚蓄之职能。这些器官，须相互配合、协调，这样人才能充满活力，没有病痛。”

歧伯的比喻从某种意义上说的就是精气神对人体健康所起的作用。

精、气、神三者，中医称为三宝，认为它们是可分不可离的。精可化气，气可化精，精气生神，精气养神，而神则统驭精与气。任何一个的失调都会影响其它二者，只有当三者和谐稳定时，人才能保持健康。

何谓精气？

中医的精气学说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本源；气处于不停的运动和变化中；气是天地万物间的中介，它把天地万物联系在一起。精气学说还认为天地的精气化生为人。精气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非常广泛，把精气当做人体的动力，精气足，生命活动才能正常。

精指的是世界上所有气当中的精华部分以及人体内一切有用的成分，包括无形而动之精气，也包括有形之精，如先天之精和水谷之精等。

气指的是宇宙中精气部分和人体内有用的无形成份，凡有形之精与无形之气都可以互相转化，也就是说有形之精可散而为无形之气，无形之气又可聚积而成为有形之精，这就是所谓的“精气互化”。

精气生神，精气充足，神才能旺，精气亏损，则神衰。荀况在《荀子天论》中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这里的“神”是指自然界种种运动变化及其内在规律。而中医中的神，则是人体精气的外在表现，是人体内一切生命活动的主宰者。《素问灵兰秘典论》中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就说明，神是人体生理活动和心理活动的主宰者，如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等。

中医的精气神学说非常重视神的作用。如《养生三要存神》中就强调指出：“聚精在于养神，养气在于存神。神之于气犹母之于子也。故神凝则气聚，神散则气消，若宝惜精气不知存神，是茹其华而妄其根矣。”

精充、气足、神全，是健康的保证；精亏、气虚、神耗，是衰老的原因。精、气、神虽各具其特性，但三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存则仅存，亡则俱亡。

古代医学家吸收了阴阳对立统一的思想，用以阐释生命现象的基本矛盾和生命活动的客观规律，并贯穿于中医临床诊断、治疗用药等各个环节，成为中医药学之纲领。

阴阳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它也与人类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传说，有一棵扶桑神树矗立在辽阔的东海边，树枝上栖息着十个太阳。它们是东方神帝俊的儿子，每天轮流上天遨游。有一天，十个太阳不听东方神的指示，都抢着上天，结果天空中就同时出现了十个太阳。大地顿时草枯土焦，炎热无比。白天，人们都躲在山洞里，只在晚上出来觅食。猛兽毒虫就借机残食人们，人类濒临灭绝的危险。消息传到天上，帝俊就赐给后羿一张红色的弓、一袋白色的箭，叫他下到凡间，一面惩治妖魔怪兽，同时也教训他的这些太阳儿子。

可十个太阳根本没把后羿放在眼里，照样一齐上天耀武扬威。后羿大怒，选择背荫之处瞄准太阳拉弓搭箭。他箭无虚发，一连射下九只太阳。太阳一死，火光自灭，人们顿感清凉爽快，于是欢呼雀跃。帝俊见九个儿子死了就大发雷霆，不准后羿再回天庭。同时也令仅存的这只太阳日日遨游，不得休息。

这就是大家熟知的“后羿射日”的故事。后羿为什么射日？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维护世界上阴阳的平衡。一个太阳一个月亮，白昼与夜晚相互交替，自然和人相安无事。

这是最朴素的阴阳观点，一些哲学家观察到这些之后就以之阐明了自然界各种事物最基本的规律，就形成了阴阳学说。阴阳学说被古代医家所吸收，并与长期所积累的解剖、生理知识和疾病防治经验相结合，从而形成中医学的阴阳学说。

比如说，如果有人长了脓疮，西医会认为是细菌感染，一定要用抗生素；而中医却认为，这和患者体内的阴阳气血失衡有关，需要用中药调整体内的阴阳。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用以说明人体的病理变化。中医学认为疾病的发生，是人体的阴阳关系由于某种因素之影响而失去相对的平衡协调，从而出现偏盛偏衰的结果。疾病的发生、发展，关系到邪正两方面，正气与邪气，以及它们相互作用、相互斗争的关系，都可以用阴阳来予以概括说明。

（2）

用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中医生理学认为，人体的生理功能，一方面表现为机体防御邪气侵袭的整体防护功能，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脏腑组织的功能活动。如从机体的防御机制来看，阳在外，担任保护人体内部组织器官的卫外机能；阴在内，它是阳的物质基础，并为阳不断地储备和提供能量补充。

（3）

用以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如从人体的部位与结构来看，外为阳，内为阴；背为阳，腹为阴；头部为阳，足部为阴；体表为阳，内脏为阴。体表之中的皮肤为阳，肌肉筋骨为阴；脏腑中六腑为阳，五脏为阴。五脏之中，则心肝为阳，肺脾肾为阴。但是，这种阴阳属性不是绝对的，它们常根据一定条件的改变而改变。

（4）

用于疾病的诊断。如在望诊中病人肤色鲜明者为阳，晦暗者为阴；闻诊中病人说话呼吸语音高亢宏亮而多言者，或呼吸气粗声大者为阳，语音低微无力少言沉默者，或呼吸微弱声低气怯者为阴；问诊中病人口干而渴者为阳，口润不渴者为阴；切诊中脉数、脉浮大洪滑者为阳，脉迟、脉沉涩细小者为阴。通过辨别症状的阴阳，才能进一步辨别疾病的阴阳属性，辨别疾病的部位、性质、程度、变化等。

（5）指导临床治疗用药。由于病症有别，本质不同，所以治疗方法也是多种多样。中医临床根据协调阴阳的精神，提出了“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以及“阳病治阴，阴病治阳”等众多的治疗方法。

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中医学理论体系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五行学说的极其深刻的影响，成为中医学独特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医学术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在刘献庭的《广阳杂记》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明朝末年有个十年寒窗、一朝中举的书生，喜极发狂，大笑不止，于是向中高邮名医袁体庵求治。袁体庵诊察后，大惊国失色地说：“此病看来已很难挽回，或许十上天都拖不过，还是赶快回家，晚了恐怕就来下不及了。在路过镇江时，可以请何医生再看五一下。”随即写了一封给何医生的信让患者带上。患者到镇江，病已痊愈。他找到何医生，拆开信一看，上面写道：“某公喜极而狂，喜则心窍开张而不可复合，非药石之所能治也，故动之以危苦，惧之以死，令其忧愁抑乱则心窍闭，至镇江当已愈。”这是一个借助五行原理，运用“恐可以治喜，以恐惧死亡之言怖之”的情志相胜来治病的医案。

（6）

五行，是指金、木、火、土、水这五种物质和它们的运动。五行的概念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认为它是阴阳相互作用的产物。木、火和金、水分列于土地上下，前两者属阳，后两者属阴，火比木更活跃属至阳，水比金位置更下，属至阴，土地处中间属于中性，因水是树木生长所必需，故水又与木相互依存，这样就构成了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的五行循环，称为“五行相生”。顺着这种循环，物质就相生，如果违背了它，物质就会相克，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称为“五行相克”。但是，事物的发展变化存在着反常现象，这就有了“相乘”和“相侮”。“相乘”就是过度的相克，其次序与相克是一致的，比如，木气偏亢，太过的木便去乘土，使土气虚弱。“相侮”又叫反境稳定状态。然而，当事物正常的相生相克的调节受到破坏，就会出现相乘相侮的异常现象，对人体来说，就是病理状态。

五行学说还用来指导临床的诊断和治疗。在临床上，用五行生、克、乘、侮规律不仅能说明疾病的转变，了解病情的预后，而且还能调理各脏腑的功能，防止病邪传入其他脏腑，从而控制病情的进一步发展。

（7）

克，即本来自己是可以克胜的一方，却反而被克胜，其次序正好和相克相反。比如，正常的相克关系是木克土，然而木气偏亢，土就会反过来侮木。我国古代哲学家把自然界一切事物的性质，都分别列入这五大类的范畴，并以此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这就是五行学说。

古人把五行学说与阴阳学说结合起来，共同论述自然界事物的产生及运动规律，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源头。古代医家在把阴阳学说用于医学的同时，也引入了五行学说。

中医学的五行学说把人体的结构与功能分属于五行，又将自然界的五季、五方、五时、五气、五味、五色等也分属于五行，通过五行把自然界和人体统一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五行以其相生相克理论协调平衡着各种关系，以此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在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中，五脏之间就是相互资生、相互制约的，共同维持整体的内环经络学说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核心之一，它同脏腑学说等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医生理、病理学基础，体现了中医学的整体观点。它源于远古，服务于当今。在两千多年的医学长河中，一直为保障中华民族的健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周恩来总理陪同他参观了中国的“针刺麻醉”：一根细长的银针轻轻地捻入病人手部，然后接通电流，病人逐渐处于麻醉状态，医生就开始给病人做甲状腺切除手术。在整个手术过程中，病人没有一点痛苦的表现。

这个手术现场震惊了美国总统，也让他大惑不解。医生告诉他，那是因为银针扎在“合谷穴”上，循经络感传到头颈部位，就起到了麻醉作用。“针刺麻醉”已经用于甲状腺切除和拔牙等几十类手术中，而针灸麻醉在中国古代医书中早有记载和应用。

后面的事暂且不提，先来了解一下经络的大致情况。

（8）

“经络”一词首先见于2500年前的《黄帝内经》。《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说：“阴之与阳也，异名同类，上下相会，经络之相贯，如环无端。”又如《灵枢经脉》中说：“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

经络，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经络学说是从经络的分布和功能上来阐述人体内脏与体表、内脏与内脏以及体表各部分之间相互联系和气血运行的理论。

经络包括12经脉、奇经脉、12经别、15络脉、孙络、12经筋及12皮部等。其中12经脉是手足三阴经和手足三阳经的合称，是气血运行的主要通道。而督脉、任脉、冲脉、带脉、阴跷脉、阳跷脉、阴维脉、阳维脉，合称“奇经八脉”，有统率、联络和调节十二经脉的作用。

经脉如同经路，是纵行的干线；络脉如同网络，为横行的分支。经络内属脏腑，外连肢节，是联系全身、运行气血的通路。它们纵横交叉，循行于人体内外，组成了一个支配人体生理活动的有机联系的系统。

如果用大地来比喻我们的身体，那么，经络就是分布在大地上的河流与湖泊。十二正经就像长江、黄河那样的大河流，相间分布在大地上；而络脉则像它们的分支，贯穿于每一块土地上；奇经八脉刚好像散落在河流之间的湖泊，调节与它们相通的河水的流量；流动于经脉中的气血就是河水，滋养浇灌着每一块土地。这样看来，人体的虚病与实病便类似于大地上的旱灾与涝灾。

中医借助于经络治病，但经络是否真实存在却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近年来，我国经络学家应用现代生物物理技术——声、光、热、电、核等手段肯定了经络的客观存在。他们用小锤叩击人的体表，发现在经络部位能发出一种独特的高亢音。用带电的金属棒接触体表，发现电流通过经络线路时，就突然有低阻抗出现。根据这两种现象，经络学家准确地描绘出了14条宽约1毫米的人体经络循行线。令人惊奇的是，14条经络居然同2000多年前的《内经》中所描绘的一模一样。这些实验在1000个人和100只动物身上进行，都测量到了稳定的经络的循行路线。更使人惊讶的是，在人体因病截除的下肢上以及放血致死的家兔和大白鼠的新鲜尸体上，也都测量出了同之前一样的经络循行路线。这就说明，经络它是不依赖于神经系统和血液系统而独立存在的一个循环系统。关于经络的这些重大突破，为经络的现代化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生物科学领域，为今后中医针灸、气功以及现代生物学、医学的新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9）

在两千余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文字的普及、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使古人为我们留下了数量巨大的中医文献古籍，中医药也因此具备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汉字是中华文明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不但承载了华夏几千年的历史，而大且也是人们沟通的重要手段。汉字作为信息载体，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上传说，汉字是由仓颉创造的。古籍记载说，仓颉号史皇氏，是轩辕黄帝的史五官。黄帝统一华夏后，感到结绳记事的方法已经不再实用了，就把造字的重任交给了聪明的仓颉。于是，仓颉就在当时的洧水河南岸的一个高台上造屋住下，专心致志地造起字来。可是，他苦思冥想了很长时间也没结果。

有一天，仓颉正在绞尽脑汁地思索，天上飞过一只凤凰，嘴里叼着的一件东西刚巧掉到了仓颉面前。仓颉拾起来，看到上面有一个蹄印，于是就去问猎人这是什么野兽的蹄印。猎人看后说：“这是貔貅的蹄印，与别的兽类的蹄印不一样，别的野兽的蹄印，我一看也知道。”仓颉听了深受启发。他想，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特征，如能抓住事物的特征，画出图像，大家都能认识，这不就是字吗？从此，仓颉便开始观察日、月、星、云、山、河、湖、海，以及各种飞禽走兽、使用的器物等，并按其特征，画出图形，造出了很多的象形字。仓颉把这些字献给黄帝，黄帝非常高兴，立即召集九州酋长，让仓颉把这些字传授给他们。从此，这些象形字便得到了应用。

汉字和中医药的关系非常密切。首先，汉字保留了中医药发展的信息。秦汉时期，文字因统一而进入稳定阶段，此时的中医药也出现了一个发展高峰。《黄帝内经》确立中医学基础理论体系、《神农本草经》确立药物学基本理论、《伤寒杂病论》确立辨证论治的临床施治原则和方剂配伍原则，使“理、法、方、药”首次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医药的学术体系。东汉许慎编纂了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共收录汉字9353个，其中涉及医药、卫生、保健的汉字就达1124个，植物、动物、矿物名称共928个，人体骨骼、脏腑、组织器官名称用字98个，病理表现用字20个，疾病名称78种。

其次，中医药的发展也促进了以汉字为基础的汉语言的发展。很多中医用以说明疾病名称、现象、治疗等的词语，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成为成语、典故被人们广泛使用着。如“针砭时弊”、“标本兼治”、“病入膏肓”、“以毒攻毒”、“肝胆相照”等。它们不仅保留着医药学意义，而且延伸到社会学领域，用以说明一些社会现象，因而具备了相应的社会学意义。

再次，汉字的训诂使中医药具备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医药起源与发展很早，依赖于汉字的普及、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才使得它们能作为文献古籍流传下来。由于各种原因，古籍在流传和抄写的过程中会出现散佚、遗漏和错误，古汉语在音、形、义等方面的发展和演化，也会形成与现代汉语的差别，而这些因素都促使很多学者运用训诂学、校勘学的方法对中医药古籍进行深入研究，才使得数千年的中医药文化得以较为完整的保留和传承。这些中医药的古籍也因不断的训诂、校勘而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此外，汉字的思维与中医药的思维方法也有一些相通之处。传统中医的思维方法以形象思维、取象比类、具象与抽象相结合为主要特征，而这也正是仓颉造字时的思维特点。

中国医学与历史、文学、艺术有着很深的渊源，它们之间的关系突出反映了中医药以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表现自然科学知识的特点。

（10)

中医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不仅内部自成系统，相互联系，而且与其他领域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的第四十五回写到，林黛玉每年至春分秋后必犯旧疾，常年服药也难以治愈。薛宝钗来看望林黛玉，特地向她推荐吃燕窝粥：“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窝一两，冰糖五钱，用银铫子熬出粥来，若吃惯了，比药还强，最是滋阴补气的。”中医认为，燕窝性味甘平，入肺、胃、肾经，有滋阴润肺、益气补中之功。由此可见，曹雪芹是深懂医理和医药的。《红楼梦》中提到用医用药的并非这一处，据统计，《红楼梦》中涉及的医药卫生知识达290余处，5万余字，使用的医学术语161条，病名114种，病案13个，方剂45首，中药125味，西药3种。除了《红楼梦》，其他文学著作如《儒林外史》、《镜花缘》、《聊斋志异》等，对中医药文化都有大量的描写。

文学著作中之所以会有这样多的医药知识，是因为我国古代医出于儒，医儒相通，许多文学成就很高的文人墨客都具备相当多的医学知识，如柳宗元、白居易、苏轼、陆游等；同样，也有不少名医具有深厚的文化功底，在文学上有较高造诣，如陶弘景、朱丹溪、傅山等。所以，中国古典文学，如诗、词、曲、小说、笔记等，都蕴涵着大量的医药学知识。不仅如此，许多医学著作也富有文学色彩，如医学入门四书《医学三字经》、《濒湖脉学》、《汤头歌诀》、《雷公药性赋》，分别采用了三言、四言、七言诗歌体和赋体，大量运用歌赋体裁解说中医药各科知识，使诗歌和医理互融，于是枯燥的基础理论、中药方剂和临床各科变得容易理解和掌握，读起来也生动有趣。

扁鹊这位春秋战国时期的医生，在司马迁的历史著作《史记》中占有一席之地，从而成为第一位进入正史的医生，这突出显现了医学与历史也有着紧密关系。其实，关于中医药的知识以及与中医药相关的内容，早在先秦时期就广泛存在于经、史、子、集各类古籍中。如《山海经》、《诗经》、《楚辞》等，分别记载了丰富的药物学知识，《尚书》、《礼记》、《老子》、《庄子》、《论语》等诸子著作也记载了很多中医理论、养生方法和名医轶事等。其后历代史书中也都有反映中医药文化的内容。如二十六史中的《艺文志》和《经籍志》，考证历代各种学术流派的源流，记录当时存世的图书典籍并对其进行分类整理，为后人了解古代医学产生和发展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中医药与传统的音乐、书法等艺术形式也有密切关系。如古代音乐在旋律和节奏上讲究“和”与“节”，这对中医理论、疾病防治和养生有着深刻的影响。《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在中医中，“和”体现在三方面：人与自然关系和谐；人体“和”即正常，“不和”即为病态；“和法”还是临床治疗的重要原则和方法。音乐中“节”的思想是自然、社会和人体的运动呈现出有规律的态势。中医认为人体的生理病理与自然界的节气变化密切相关，随着时间、季节、气候的变化而表现出来。

（11）

道教起源于我国，对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各个方面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中医学理论的形成，特别是对我国中医养生学、药物学等的影响尤为深远。

自古以来，道学与医学水乳交融。中国的医学哲学思想中一向有“医乃道之绪余”之论。实际上，古代医家的“医道通仙道”、“阳中之阳为高真”、“阳中之阳，天仙赐号”的论述，已经表达出医道相通的哲学思想。

道的本体论对中医学的影响

道家这一学派最初为老子所创，老子非常崇尚自然，关心对自然的观察和发现它的“道”。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12）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实际上，老子所谓“一”，就是“浑沌的气”，“二”就是“一气分为阴阳”，“三”就是阴阳对立之“和”。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就是一切事物本身皆包含内在矛盾。所谓“冲气以为和”，即是事物运动中的矛盾统一。这些老子皆统之于“道”。“道”这个辩证的范畴，表达了天地万物最普遍的、最本质的联系，其本身就是无限宇宙永不间断的生化运动。这是老子辩证法的精髓，它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创立提供了方法论，也在中医证实践中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在《黄帝内经》中，更能处处体现出这一点。例如，言及自然的，“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言及生理的，“阳为气，阴为味，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言及病理的，“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重寒则热，重热则寒”；言及治疗的，“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老子的影响。

道家对中医养生的影响

有一则寓言说：有一个名叫丁的厨师替梁惠王宰牛，刀子所到之处都发出皮骨相离的声音，这些声音合乎音乐的节拍与节奏，听起来非常美妙。梁惠王很奇怪这个厨师的技术怎会如此高明。这个厨师解释说，他喜好的是自然的规律，已经超过了对于宰牛技术的追求。最初开始宰牛的时候，不了解牛体的结构，眼睛看到的只是整头的牛。三年之后，他宰牛的时候，不是用眼睛去看，而只是用意念去接触牛的身体，就好像感觉器官停止活动了全凭意念在活动。顺着牛体的肌理结构去分解牛就感觉游刃有余。他的一把用了十九年的解牛刀，如今看来刀刃仍像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的一样……梁惠王听完后，感慨地说：“好啊！我听了庖丁的话，学到了养生之道啊。”

这是道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庄子所写的寓言，它收在《庄子养生主》里，说明了如果对身体非常了解，那么养生也就会游刃有余的。庄子在养生方面还提出了两种长生的办法：避世、养真。所谓避世，就是抱着一种旁观、超然的态度，对待一切事物和社会现象。所谓养真，就是调养精神。在这种避世养真思想的影响下，《黄帝内经》中提出了许多养生的理论和方法。例如调摄精神的原则，就是尽量减少不良的精神刺激，防止过度的精神变动，保持心胸开朗，乐观愉快。

道家对中医制药的影响

道教中的制药炼丹术大大丰富了中药炮制的手段，促进了中药炮制学的形成和发展。而其吐纳、导引、行气、服气、胎息、炼气、辟谷、房中术等修炼方法更是直接为中医所采用。东晋道教理论家葛洪认为，“为道者兼修医术，以救近祸”，“为道者以救人危，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把医术定为最重要的修道内容之一。他的代表作《抱朴子》、《肘后备急方》就提供了一些丹药的制作方法。这不仅表明中国古代的医药化学在那时已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而且在中国医药史上有重大意义，成为近代制药化学的先驱。

由此可见，中医完全是在道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几乎贯穿于中医学领域的各个方面。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的中医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补充，为中华民族的健康与繁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佛教发源于古印度，东汉时传入我国。佛教从一开始便得到了政府的认可与崇信，所以有着坚实的基础和规模。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普通百姓也很容易从佛教宣中扬的灵魂不灭、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思想国中找到一条精神解脱的道路。因此，佛教在上中国稳定流传着。但任何一种文化被移植下后，都必须与当地的文化相融合，才能有发五展的前途。所以，佛教也融入了中国的文化千系统中，其中当然包括中医文化。

佛教的思想理论、修炼方法与中医药学的结合，是由一大批特殊的医家群体完成的，他们就是所谓的僧医。

在我国历史上，有很多僧医在佛教与中医文化的融合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唐代高僧鉴真和尚，历经磨难东渡日本，在传播佛教的同时行医治病，著有《鉴真上人秘方》，并亲自校正了当时日本草药学中许多名不符实的错误。鉴真和尚被日本药学界推奉为祖师。再如北宋的洪蕴。他13岁出家，随师习医，以致成为京师名医，受到宋太祖16赵匡胤的“召见”，赐予连文臣武将也难得的“紫方袍”及僧人罕有的“大师”称号。

宋真宗赵恒也对他尊崇有加，表明其医术非同寻常。其诊切之工，被人传成神话，“每先岁时言人生死，无不应”。其汤剂精至，以致多次被皇帝大臣召见看病，被信用的程度高于专职的御医。

正如儒医以儒论医、道医以道论医一样，僧医在行医上也有自己的特色。

首先，托佛行事。僧医惯用佛理论医，将医药纳入佛教体系，以佛教思想统撮医药理论和诊疗行为。《集异记》中就记载了这样一则验案。

据说，工部尚书邢曹进被飞箭射中，箭头留在骨肉中，拔不出来，非常痛苦。一位胡僧医就给出一秘方，即将一种饴糖滴入创口，使箭头活动，这样容易于拔除。但是这件事却被演化成另一种说法：邢曹进的妻子儿女为他“广修佛事，用希慈荫”，邢曹进就在晚上梦见了僧医，得到了神僧的指点和佛的恩祐。这样说的目的是说明医药的作用微不足道，完全是佛法威力的体现。

其次，僧医重医德。僧医根据佛教中众生平等的教义，总是以大慈大悲的情怀，善待一切患者，尤其同情怜悯贫贱危难中的人。僧人原本非常注重清静，但他们却把被家庭和社会抛弃的麻风病人收养起来，和他们一起吃饭，为他们洗浴吮脓治病。这种置生死于度外，不怕传染和臭秽的做法，是一般俗医望尘莫及的。

最后，僧医善用心理疗法。古人说，儒治世，道治身，佛治心。这一概括较为中肯。历史上的僧医，很多在诊病施药的同时，总不忘为病人“说法”，或念咒诵经，其目的无非是从调节患者的心理入手，达到治病的目的。

此外，僧医在治疗脚气病、瘴气带来的传染病、解五石散中毒以及正骨疗伤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僧医毕竟承担着双重的社会角色，他们既是僧也是医。作为僧人，修行佛法。作为医家，他们从事防治疾病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这种双重角色对于佛教无损，但对医学来说，却有一种局限。僧医把自己、他人特别是患者的生命及病的认识有一种误导。很多僧医的知识结构狭窄偏颇。僧徒每天的必修课是诵读佛经、参禅静坐，有时要进行法事活动等，他们没有时间、精力去研读佛经以外的著作和其他知识学问技术。作为佛教徒，他们与结婚生子、家庭生活无缘，与此有关的经验知识也就无从取得。这些都是不利于医药理论的学习和应用的。

病理现象，均纳入神秘之中。这对普通人对药茶是祖国传统医学宝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应用历史非常悠久。在2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经过历代医药学家和养生家的应用、发挥和完善，药茶已经成为我国人民防病治病与养生保健的一大特色。

现代人以茶作饮料，其实，茶从一开始就是以其独特的医疗保健作用而引人注目，而后才逐渐成为日常饮料。比如说苦丁茶。中据记载，在北宋皇佑五年，当时广西国万承县有一个名叫许朝烈的少数民族首领，上他为了讨好宋仁宗，把苦丁乡谭赞河边的一下株千年野生古茶树春天的首批嫩芽精心制做成干茶，作为贡品进献给皇上。宋仁宗饮用了几个月后，觉得此茶先苦后甘，提神舒心，健胃消滞，通肠利便，身体健康大为好转，心里十分高兴，以为这是长生不老之药，就要求许朝烈年年进贡，还在万承设州，任许朝烈为第一任官员，世代相袭。许朝烈十分高兴，就更积极地进贡苦丁茶了。几年以后，满朝文武大臣都效仿宋仁宗喝苦丁茶养生。后宫嫔妃也发现苦丁茶不仅是养生的良药，还是护肤养颜的妙方，都要用苦丁茶叶煮水洗澡。

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说：“（苦丁茶）苦，平，无毒。南人取作茗，极重之……今广人用之，名曰苦登……煮饮，止渴明目除烦，令人不睡，消痰利水，通小肠，治淋，止头痛烦热，噙咽，清上膈。”由此可知，在古代中国岭南一带的老百姓就有喝苦丁茶治病的习惯。

有很多茶都像苦丁茶一样本身具有治疗保健的功效，医生将它们与药进行配伍，加工成制剂，在应用时多采取沸水浸泡取汁服或加水煎汁服，可随时代茶饮用而起到治疗作用，这就是药茶。

关于药茶方剂，最早的记载是三国时期张揖所著的《广雅》：“荆巴间采茶作饼成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赤……其饮醒酒。”这个方剂已经具有配伍、服法与功效。

公元992年，宋代朝廷组织编著的大型方书《太平圣惠方》中有药茶诸方一节，收药茶方剂8首。公元1078年，宋代太医局编成的《和济局方》中也有药茶的专篇介绍，其中的“川芎茶调散”一方可称得上是较早出现的成品药茶。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在《饮膳正要》中较为集中地记载了各地多种药茶的制作、功效和主治等。

明清时期，盛行茶疗之风，药茶的内容、应用范围和制作方法等得到不断的更新和充实。药茶几乎全部用于内科、外科、儿科、妇科、五管科、皮肤科、骨伤科和养生保健等方面，药茶的剂型也由单一的汤剂发展为散剂、丸剂等多种剂型，使用方法也已多样化。

药茶有两种，一种是非茶“药茶”，这是指名为茶，而实际上无茶叶的饮料。如二花茶、三花茶、三子茶和六叶茶等等。这些大都是用各种药草或果蔬制成的饮料。之所以被称为茶，可能是因为喝时可以像啜茶似的随意，而不像喝药时的定时定量。比如，为了减肥，可以喝三花减肥茶，这是用玫瑰花、茉莉花、玳玳花和川芎、荷叶合制成的“药茶”，经常冲泡代茶，就可以日久生效。

另一种是真正的药茶，即用茶叶配合其他药物制成的饮料。这种药茶治病产生效果与茶叶内含化学成份密切相关。如云南的三宝茶，就是普洱茶、菊花和罗汉果制成。又如午时茶，用于消食健胃利脾，是用红茶、桂皮、前胡、柴胡、霍香、甘草配合而成的。

近年来，茶疗热方兴未艾，不但广泛应用历代的药茶方，而且不断产生和推出许多新的药茶方。药茶饮用方便，既可养生又能治病，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

药酒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是我国传统酒文化的精华部分。它将酒与中国古老的中医、中药相结合，集饮用、保健、治病、强身于一体，被视为“中国的国粹”。

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和改革家王安石写过一首名为“元日”的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是一首描写新年元日热闹、欢乐和万象更新的生动景象的诗，“元日”就是今天的春节，其中的“屠苏”，就是屠苏酒。

据说屠苏酒是汉末名医华佗创制而成的，它是将大黄、白术、桂枝、防风、花椒、乌头等中药放入酒中浸制而成。这种方法由唐代名医孙思邈掌握后，他在每年腊月，总是要分送给亲戚、乡邻一包药，告诉大家以药泡酒，除夕进饮，可以预防疫病。以后，经过历代相传，饮屠苏酒便成为春节的风俗。

风俗是一种文化形式，而除夕饮用屠苏酒能成为一种风俗，最重要的还在于其防治瘟疫的功效。屠苏酒中的大黄的功能是排除各种滞浊之气，推陈致新，所以被称为药中的将军；白术是健胃、利水、解热的药，久服能轻身延年；花椒能解毒、杀虫、健胃；桂枝的功能是化瘀、活血、散寒、止痛；乌头能去风痹，温养脏腑；苃能驱毒、防腐、定神。综合这些药的功能，可以肯定屠苏酒有益气温阳、祛风散寒、避除疫病之邪的神奇功效。除夕之夜，家人团聚，痛饮饱餐，肠胃被油腻之物壅实，喝屠苏酒无疑有调中消食，推陈致新，五脏安和等多种作用。可见屠苏酒不仅是人们除夕助兴的一种饮料酒，也是防病健身的一种药酒。

药酒，是指用蒸馏酒浸提药材而制得的澄清透明的液体制剂。现在通常所说的药酒，是药准字号药酒与营养类保健酒的通称。药酒与保健酒有区别，但在中国古代只是笼统地称之为“药酒”。药酒主要以治疗疾病为主，有特定的医疗作用；保健酒则是以滋补、养生、健体为主，有保健强身作用。药酒与保健酒这种科学的界定还是20世纪70年代后的事情，这是个重大的历史进步。

药酒的出现是我国历代医家长期医疗实践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医生们认识到酒既是兴奋剂，又是较高级的药物。它是用谷物和曲所酿成的流质，其气悍，质清，味苦甘辛，性热。具有散塞滞、开瘀结、消饮食、通经络、行血脉、温脾胃、养肌肤的功用。可以直接当“药”，治疗关节酸痛、腿脚软弱、行动不利、肢寒体冷、肚腹冷痛等症，也可以在治病开处方中，把某些药物用“酒渍”，或“以酒为使”，来引导诸药迅速奏效。这就使酒与药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完整的药酒方。

从使用方法上看，药酒可分为内服、外用、既可内服又可外用的三大类。药酒的配制方法也是多种多样，各具特色。有浸泡法，如虎骨酒、牛膝丹参酒；有淋法，如豆淋酒；有煨法，如陆英酒、丹参酒；有酿法，如菊花酒、菖蒲酝酒；还有煮法，如金蝉脱壳酒；有热投法，如柏子仁酒、铁酒等。

药酒的益处非常多，首先它既可治病防病，又可养生保健、美容润肤，还可作病后调养和日常饮酒使用而延年益寿。其次，药酒便于服用，能有效地掌握剂量，而且它见效快、疗效高，比其他剂型的药物更容易保存，所以，药酒广受欢迎。但是，药酒虽好，也必须适量。李时珍说：“酒，天之美禄也。少饮则和血行气，壮神御寒，消愁遣兴，痛饮则伤神耗血，损胃亡精，生痰动火，此物损益兼行。药酒亦然。”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书籍，在整个中医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该书中阐述的理论，一直以来都在指导着整个中医体系和中医学术的发展。《黄帝内经》是学习和研究中医不可缺少的一部重要典籍。

在远古的黄帝时期，人们的生活资料十分匮乏，生活环境非常艰苦。遭受野兽的伤害和烈火、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威胁是常有的事情。打猎的过程中也会出现肢体断折等事故。那时，没有人懂得用药物治病，更不用说预防了。因此，由于病、伤而死的人越来越多。黄帝为此事愁得寝食难安。

一天，黄帝和部下进山狩猎，一只老虎突然向他们猛扑过来，黄帝急忙拉弓射向老虎。可是箭头只从虎背穿皮而过，受伤的老虎逃走了。几天后，有人发现这只老虎的伤口没有血迹，也没溃烂。黄帝很奇怪，就立刻命人前去察看。察看的人回来说：“老虎在一片树林里专门寻找一种长叶草吃，而且边吃边用舌头舔背上的伤口，伤口已慢慢愈合。”黄帝便派人把老虎吃的这种长叶草采集回来，专门给部落里受伤流血的人吃，结果收到止血止痛的效果。黄帝兴奋地说：“看来，野兽有时比人还聪明。”

还有一次，黄帝手下驯养动物的能手王亥在训练一只熊时，失手将熊的一只后腿打断。有人说：“这是一只母熊，留它一条命，也许还能生育小熊呢！”王亥听后就放了这只断腿的母熊。母熊一颠一跛地钻进树林。几个猎人正要射杀它时，发现这只熊在草丛里刨一种雪白的草根。每刨出一撮，先放在嘴里嚼一阵，然后吐出来，再用前掌轻轻地敷在被打断的后腿上。猎人把看到的情景报告给黄帝。黄帝就又派人去树林里察看。十几天以后，察看的人在另一片树林里发现了这只熊，它的断腿已经长好了。听说后，黄帝就让人把熊刨过的这种草根从地里挖出来，捣烂以后贴在损伤筋骨的人身上，结果伤都治愈了。

黄帝由此受到启发，明白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用于治病。于是他命雷公、歧伯二人详细地观察和记录自然界的飞禽走兽、草木花卉等，并进行研究和试验。最后，黄帝把它们正式整理出来。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中华民族第一部医药著作——《祝由科》就这样诞生了。为了纪念黄帝的功德，后世人综合了黄帝时期名医的医术并编订成书，定名为《黄帝内经》。

黄帝升天后，相继出现的战国的扁鹊、东汉的华佗、唐代的孙思邈、明代的李时珍等人都吸收了《黄帝内经》在医药方面的实践经验和科学原理，为世人寻药看病，并著书立说，成为一代名医。《黄帝内经》现在分为两本书，一是《黄帝内经·素问》，简称《素问》；二是《灵枢经》，简称《灵枢》。《黄帝内经·素问》中的“素”字，可作根本解释；“问”就是黄帝问岐伯的意思。《灵枢经》中的“灵枢”二字，明代名医张景岳有这样的解释：“神灵之枢要，是谓灵枢”。人身属于阳的精气叫神，属于阴的精气叫灵，是说这本书论述了“神”与“灵”的关键扼要的内容。《素问》和《灵枢》各有文章81篇，内容非常广泛。

《神农本草经》是远古时期炎帝神农氏及后代人们所掌握的药物学知识的集大成之作，它对于药物性质的定位和对其功能主治的描述十分准确，其中规定的大部分药物学理论和配伍规则，到今天，也仍是中医药学的重要理论支柱。它是医生和药师学习中药学的教科书和必读书。

炎帝神农氏是中国药学的始祖，他是古代文献中记载的第一个遍尝百草研究药学的人。

相传炎帝为了解掌握药物的性能和功效，经常在陕西省高平县羊头山一带尝百草，采集药材。有一天，他尝了一种不知名的草药而中毒，腹中疼痛难忍，便急忙骑马返回。走了一程，不能再骑马，只好让人抬着走，后来这个地方就被叫做“换马”，即今换马村；又走了一段路，炎帝病势沉重，人们连声呼唤而不应，后来这个地方就被叫做“不应”，谐音为北营，即今北营村；人们把炎帝抬到一个避风的山沟里察看病情，发现他已逝去，这个地方便被叫做卧龙湾；人们把炎帝抬回行宫，装殓起来准备安葬，后来这个地方便被叫做“装殓”，后讹为“庄里”，即今庄里村；炎帝死后，炎帝的坐骑长夜悲鸣，沿着山岭奔跑不止，这条山岭便被人叫做跑马岭。炎帝最后所尝的草药则被称为断肠草。这些神奇而美丽的传说说明，炎帝神农氏确实是远古时期一位执著的药学研究家，是为药学研究而献身的。

炎帝神农氏因遍尝百草而掌握了不少药物的性能和功用。随着社会历史文化的演进，这些医药知识与经验也日渐丰富，尤其是文字产生后，这些知识的记录和传播方式也由最初的口耳相传发展到了文字记载。这样，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书《神农本草经》便诞生了。

《神农本草经》又名《神农本草》，简称《本草经》或《本经》。在我国古代，大部分药物是植物药，所以“本草”成了它们的代名词。

《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自古就有不同争论，有人说成于秦汉时期，有人说成于战国时期。现在通常认为成书于东汉时代，约公元一世纪。

《神农本草经》原书早已散佚，现行本为后世从历代本草书中集辑的。该书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载“神农本草，四卷，雷公集注”。

《神农本草经》全书分三卷，收载药物365种（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根据毒性和药效，分为上、中、下三品，以补养无毒药120种为上品，其次遏病补虚、有毒或无毒者120种为中品，再次除邪多毒药125种为下品。书中对每一味药的产地、性质、采集时间、入药部位和主治病症都有详细记载。对各种药物怎样相互配合应用，以及简单的制剂，都做了概述。更可贵的是早在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通过大量的治疗实践，已经发现了许多特效药物，如麻黄可以治疗哮喘，大黄可以泻火，常山可以治疗疟疾等等。这些药物疗效都已被现代科学分析的方法所证实。

《黄帝八十一难经》和《黄帝内经》同为中医学知识体系形成的标志，共同为中医理论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一天，名医扁鹊路过虢国，见到皇宫周边的百姓都在进行祈福消灾的仪式，就问是谁病了。宫中侍从说，太子死了已有半日了。扁鹊问明了详细情况，认为太中子患的只是一种突然昏倒不省人事的“尸国厥”症，便请求允许自己进去看看，或许上能将太子救过来。侍从不信，扁鹊就说：“你要不相信，就进去看一看，现在太子的五鼻翼肯定还在煽动，他的两大腿内侧至阴部千年还是温暖的。”

侍从检查一番，发现果真如此，十分惊奇地将情况禀告了虢国君王。君王连忙出宫迎接扁鹊，请他为太子医治。扁鹊仔细检查后，让弟子磨研针石，然后用针石刺太子头顶的百会穴，太子竟渐渐苏醒过来。又让弟子煎汤药内灌，做了药力能入体五分的熨药，在太子两胁下热熨，太子竟然坐了起来，和常人无异。继续调补阴阳，二十多天后，太子完全恢复了健康。从此，天下人传言扁鹊能“起死回生”。

有人认为，汉代出现的《难经》就是根据这位能“起死回生”的扁鹊的医术整理而成的，因为书上题名为“秦越人（扁鹊）撰”。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3卷。“难”是“问难”之义，或作“疑难”解。“经”乃指《内经》。“难经”即问难《内经》的意思。这本书的作者把自己认为的难点和疑点提出，然后逐一解释阐发，对部分问题做出了发挥性阐解。

《难经》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理、营卫、俞穴、针刺等基础理论，同时也列述了一些病症。该书以基础理论为主，结合部分临床医学，在基础理论中更以脉诊、脏腑、经脉、俞穴为重点。其中1～22难论脉；23～29难论经络；30～47难论脏腑；48～61难论病；62～68难论俞穴；69～81难论针法。

书中对命门和三焦的学术见解以及所论七冲门（消化道的7个冲要部位）和八会（脏、腑、筋、髓、血、骨、脉、气等精气会合处）等名目，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这本书还明确提出了“伤寒有五”（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并对五脏之积和泄痢等病多有阐发，为后世医家所重视。

《黄帝八十一难经》全书内容简明扼要，辨析既精且微，在中医学典籍中常与《内经》并提，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古典医籍之一。

《伤寒杂病论》是中国医学方书的鼻祖，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著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伤寒杂病论》发展并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在全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伤寒杂病论》是医圣张仲景的著作。据说，东汉年间，民间大疫流行，70%的人都因伤寒而死。张仲景终日奔波在乡邻中之间，望闻问切，全然不顾染疾之忧，但是国药不敌病，收效甚微。于是他下定决心，立上志要救百姓于水火。经过多年的艰辛求索和下潜心研究，张仲景终于攻克了防治伤寒杂病的旷世难题。他博采多种良方，录在《伤寒千杂病论》及《金匮玉函要略》之中。当时既无纸张的普遍流行，也无造纸术的发明，所以，这些药方都写于竹简之上。219年，张仲景去世。《伤寒杂病论》的手抄本开始在世间流传。晋朝，有位叫王叔和的太医令在偶然中见到了《伤寒杂病论》。虽然书已是断简残章，但王叔和读着这本断断续续的奇书，兴奋难耐。利用太医令的身份，他全力搜集《伤寒杂病论》的各种抄本，并最终找全了关于伤寒的部分，并加以整理，命名为《伤寒论》。后人说“苟无叔和，焉有此书”，可见王叔和在此书流传过程中的作用。但《伤寒杂病论》中杂病部分没了踪迹。

张仲景去世800年后的宋代，《伤寒杂病论》又一次焕发青春。宋仁宗时，一个名叫王洙的翰林学士在翰林院的书库里发现了一本“蠹简”，即被虫蛀了的竹简，书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与《伤寒论》相似，另一部分是论述杂病的。后来，名医林亿、孙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订《伤寒论》时，将它与《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对照，知道这也为张仲景所著，就更名为《金匮要略》公开刊行。

我们今天看到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都是宋代校订本。除重复的药方外，两本书共载药方269个，使用药物214味，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

《伤寒杂病论》的三个世界第一

（1）

人工呼吸。《金匮要略苃杂疗方》一节里，记载了人工呼吸急救法的应用，这是世界上最早有文字记载的人工呼吸法。

（2）

药物灌肠。《伤寒杂病论》中记载了张仲景曾为一个因高热而严重便秘的病人用蜂蜜做成的“药锭”通便的事例，这是医学史上最早使用的肛门栓剂通便法，即药物灌肠。

（3）胆道蛔虫治疗。《伤寒杂病论》中描述了胆道蛔虫病的症状及其治疗方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记载胆道蛔虫病的文献。其中的治疗方药乌梅丸，迄今仍是一种有效的方剂。

神秘的七日节律

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写道：“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而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也就是说，外感风寒即使不治疗，只要不发生合并症或并发症，7天就可自行痊愈。如果7天不好，病程就会延至7的倍数，如14天或21天，这种规律被称为七日节律。节律就是有节奏的时间规律。

现代科学证实，人体确实存在着生理、病理的时间节律，而早在1800多年前，张仲景就已经从医学角度提出了这个规律和现象并记载了下来，这不得不说是一项杰出的成就。

《针灸甲乙经》是一部影响中国针灸学发展的划时代著作，它在中国独具特色的针灸疗法的发展中，发挥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成为后世针灸学著作的典范。

被誉为“中国针灸鼻祖”的皇甫谧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少时无所事事，被人称为“痴”；20岁醒悟之后整日与书为伴，又被人称为“书淫”；中年生病之后，却“久病成医”，完成了辉煌巨著《针灸甲乙经》，为全人类留下了和病魔抗争的宝贵财富。

五皇甫谧（215—282），魏晋时著名的医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幼名静，字士安，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一作灵台）人，东汉太尉皇甫嵩之曾孙，我国十大名医之一。

40岁左右，皇甫谧突然患了风痹病：半边身子如针刺似的难受，有时痛得起不了身，数位医生都认为难治此病。皇甫谧读了《内经》、《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等医书后，就在自己身上扎针，有些穴位刺不到就叫儿子进针。就这样，靠针刺、拔火罐、按摩，治好了自己的风痹病。从此，他更努力钻研，决心效法古人整理针灸典籍，把有用的医术继承下来。

当时，晋武帝闻其名后就诏请他当皇太子的老师。但他为了完成大业，辞掉了高官厚禄，并婉言向皇帝提出借书的要求。皇上为了表示自己“礼贤下士”，居然送给他一批书。皇甫谧十分高兴，开始抓紧时间攻读，又补充了不少针灸资料。

天气不好时，皇甫谧的风痹病会复发。他不能执笔，就躺在床上口述，让学生和儿子记录。经过几年辛劳，终于在他42岁时，完成了世界历史上第一部针灸专著《针灸甲乙经》。

《针灸甲乙经》，原名《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共10卷，南北朝时期改为12卷本。原书根据天干编次，内容主要论述医学之理论和针灸的方法技术，所以命名为《针灸甲乙经》。

《甲乙经》归纳整理穴位

《甲乙经》对《内经》中的腧穴理论做了进一步发展，它在《内经》所述的130多个穴位基础上，对十四经穴做了全面系统的归纳整理，增加到349个。在穴位排列次序方面，人体躯干按照头、面、耳、颈、肩、背、胸、腹等解剖部位，四肢则分手足三阴、三阳经依次排列，这不仅符合人体经络穴位的分布规律，也确立了后世穴位排列的基本规则。

准确记述取穴方法

《甲乙经》对349个穴位的位置与取穴方法都做了具体准确的记述，有的根据患者口腔活动取穴，如下关穴“合口有孔，张口即闭”；有的根据患者体表静脉分布取穴，如瘈脉穴为“耳后鸣足青络脉”处等。这样取穴，对提高穴位定位的准确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针灸医家立规范

《甲乙经》对针刺的操作手法，从理论到具体操作要领，都作了比较具体的叙述。例如，持针之姿势和方法，针灸施术必须全神贯注，审示病人接受治疗前后的神态反应，掌握针刺之浅深、方向、轻重以及事故之预防。对留针时间、艾灸壮数、某穴禁针、某穴不能深刺等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所有这一切，既具有对前代经验的总结，又有自己独特的创造，无论从文献学价值还是从指导后世针灸发展等方面来说，都有着重大的意义，为后世医家确立了规范。

《脉经》是中国医学史上现存第一部有关脉学的专书，是有关脉学知识的一次总结，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国内外影响极大。

《脉经》是魏晋期间著名的医学家王叔和的脉学专著，这部作品将我国脉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促进了中医诊断学的发展。

大中脉诊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中医诊断国学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在世上界医学史上的独特创造。《周礼》、《内下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中医古五籍中都有关于脉学的记载。但是，这些资料千却非常零乱、繁杂，说法很不统一。为了提高脉学的科学性，更好地发挥其在临床诊断中的作用，王叔和觉得需要将其系统化和规范化，于是，他毅然担起了撰写《脉经》的重任。

王叔和曾做过太医令，他利用这有利的机会，搜求各种脉学资料，旁征博引，采摭群论，然后根据自己的临床体验，按照“百病根源，各以类相从”的方法，分清纲目，依类编排，精心整理，终于在公元260年完成了这部伟大的著作。全书共10卷，97篇，10万余字。

《脉经》的突出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归纳并准确描述脉象

《脉经》第一次对古代医学文献散载的30余种脉名进行整理，总结归纳脉象为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24种，并准确描述了各种脉象在指下的不同感觉。比如所载：“浮脉：举之有余，按之不足”；“沉脉：举之不足，按之有余”。以后历代中医著述对于脉象的描述，基本都未离开《脉经》的基本概念。

首开脉象鉴别先河

《脉经》在提出24脉象后，紧接着提出浮与芤、弦与紧、革与实、滑与数、沉与伏、微与涩、软与弱、迟与缓八组相类脉，提醒医生要注意脉象的区别对照，对后世医家对脉象的鉴别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确立三部脉法和脏腑分候定位

《脉经》在《难经》的基础上，将寸、尺二部脉法发展为寸、关、尺三部脉法；把《内经》遍身诊脉法之三部加以发挥，解释为掌后脉口寸关尺三部，并以寸关尺三部各有天地人三候，合为九候。这种“寸口三部九候”的提法是最早的。它还提出寸关尺三部左手依次候心小肠、肝胆、肾膀胱，右手依次候肺大肠、脾胃、肾膀胱的脏腑分配观点，从而使独取寸口脉法在理论与方法上趋于完善，推进了这种简便易行的诊脉法的临床普遍应用。《脉经》的脏腑定位，历代除大小肠、三焦脉位略有歧议外，一直沿用至今，成为中医脉学诊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论述脉象的临床意义

《脉经》对不同脉象的临床意义也作了大量论述：一是对脉象主病进行原则概括，如“迟则为寒”，“洪则为热”；二是结合脉、证、病机、治疗进行综合总结，如“寸口脉芤吐血，微芤者衄血。空虚血去故也。宜服竹皮汤、黄芪汤，灸膻中”等。这些论述反映出当时的脉象病理研究已达到较高水平，对临床也一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脉经》问世之后，备受历代医学家的重视，隋唐后被列为学医的必读书目，而且对国外医学的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葛洪是我国医药发展史上一位具有划时代影响的医药学家，他的《肘后备急方》是一部具有深远意义的医药专著，书中部分疾病、医方、医技的记载，都是我国乃至世界医学界中最早的。

《肘后备急方》，原名《肘后救卒方》，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部重要医书，其作者是东晋前期伟大的医药学家、炼丹术家葛洪。

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人称“葛仙翁”，丹阳句容县（今江苏省句容县）人。葛洪是虔诚的道教徒，在炼制仙丹、追求长生不老方面非常投入，但是，在他周旋于各地、炼制仙丹的过程中，看到普通老百姓得了疾病和传染病，常常因无钱买药，又没有简单易行的自疗方法，只好坐以待毙。葛洪下决心编撰一部简易应急的医方书籍。于是，他在自己所著的《玉函方》的基础上，收集了各种单项的验方和一些简便易行的医疗技术，还有一些在乡村僻壤也容易得到，且疗效比较显著的药物，最终编撰成了三卷《肘后备急方》，经过后世陶弘景、杨用道等人的整理，增广为八卷。

《肘后备急方》中，“肘后”二字的含义是说这本书可以藏在“肘后”衣袖内而随身携带，“备急”是说这本书的目的是为医生在进行紧急诊疗时参考应用的。

《肘后备急方》中部分疾病、医方、医技的记载，都是我国乃至世界医学上最早的。现举几例用以说明。

最早记载免疫法

《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狂犬病的治疗方法，据说这是葛洪自己发明的。

葛洪住在广州罗浮山的时候，有一天，他入山采药，路经一个村子，看到人们围着一个嚎啕大哭的妇女。一问才知，这位妇女七八岁的儿子被疯狗咬伤了。葛洪知道这样会得一种疯狗病，而且病人将会非常痛苦，受不得一点刺激，听见一点声音就会抽搐痉挛，甚至听到倒水的响声也会抽风，所以有人把这种病又叫“恐水病”。那时候，对这种病没有什么办法治疗。

作为一个医生，葛洪不能见死不救，可是他又没有临床诊治此病的经验。突然，他想起了医书上“以毒攻毒”的原则，于是就让人们将这场灾祸的元凶——那条疯狗找出并打死。葛洪用斧头劈开狗脑，取出脑子，捣烂以后敷到孩子的伤口上，同时开了一些药给孩子调养。过了几个月，葛洪再经过那个村子，发现那孩子居然奇迹般地痊愈了，他立即把这件事记录在自己的《肘后备急方》里。

一千年后，法国的巴斯德才发明了狂犬病的疫苗，他将得了狂犬病的兔子的脑髓取出来制成针剂，用来预防和治疗狂犬病。由此可见，葛洪对疯狗病能采取预防措施，实质是免疫学思想的萌芽。

全国范围内最早观察和记载结核病

《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一种叫“尸注”的病，说这种病富于变化，染上的人弄不清自己到底哪儿不舒服，只觉得怕冷发烧，浑身疲乏，精神恍惚，身体一天天消瘦，时间长了会丧命，而且还会互相传染。这种病也就是现代所说的结核病。

世界范围内初次记载天花

《肘后备急方》有这样一个记载：有一年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流行病，病人浑身起一个个的疱疮，起初是些小红点，不久就变成白色的脓疱，很容易碰破。如果不好好治疗，疱疮一边长一边溃烂，人还要发高烧，十个有九个治不好，就算侥幸治好了，皮肤上也会留下一个个的小瘢。小瘢刚开始发黑，一年之后才会变得与皮肤一样颜色。葛洪描写的这种奇怪的流行病，正是后来所说的天花。

类似于这样的医学之最，在《肘后备急方》中还有很多，如脚气病、捏脊疗法等。

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是一本简易的急救疗法手册，后世把他的医疗技术高度概括为“简便验廉”四个字。他的这些医疗思想和技术方法，对中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特别是明清时代发展起来的走方医生、铃医等学派，受到葛洪的影响更深。...